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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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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3-2012 23:17: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饥荒:自然灾害是“人祸”的替罪羊

从乌克兰饥荒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到不久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饥荒。“天灾”被想当然的当成了导致大多数饥荒的原因,但事实上,在1900年后,致死人数最多的几场大饥荒前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一些饥荒发生时的气候状况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现代社会饿死人数最多的“大饥荒”,都不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的

在古代,自然灾害与大规模的饥荒的确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和货物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已经从技术上根除了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的可能性。发生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

1990年以后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很好的佐证了阿玛蒂亚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25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对近100年苏联气候的统计,发现在当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虽然有旱灾发生,但并不是大范围和异常的,而且粮食的减产数也无法和饥荒致死的人数相对应。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目前对这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有争议,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致死人数在1600万-4000万之间,CBC NEWs也在2010年10月的报道里将这场浩劫评为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灾难。撇开致死人数的争议不谈,从一些文献记录的细节里,仍可看出当时灾难的严重程度。《李治国:大饥荒年代的投枪行为》中这样形容那几年的状况:“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是‘吃’,俗称‘精神会餐’。”,邮局柜台上放的帖信封的糨糊都会被饥民偷吃舔光。更严重的,根据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报道,在甘肃通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官方的数据也透露出了当时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在1961年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全国有3039万人严重营养不良,卖儿送女的案例发生了666000起。

世界灾难数据库和史料证明:中国3年大饥荒并非自然灾害所致

但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凶手并不是自然灾害。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0年撰文《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大面积的持续灾害在统计学上可能性很低。查阅国际灾难数据库(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在这三年中,除了1958和1959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华东地区两次洪水和局部地区的干旱外,没有找到1959-1961年有异于往年的全国大范围的灾害。即便根据官方的数据,1981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也同样表明“自然灾害说”站不住脚,《年鉴》显示1957年全国成灾耕地面积是1498万公顷,而“三年困难”时期开端的1959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还低于1957年;1960年和1961年虽然成灾面积超过了2000万公顷,“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3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同样也超过了2000万公顷,但1963年却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饥荒。对《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和《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120个水文观测点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学者金辉甚至认为这三年的天气甚至较常年还要好。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1958 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了5万吨, 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上升到2.52% 。四川虽然在1959 与1961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较大, 但是比1966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还要少30%左右。可在1966年四川并没有人口并没有负增长, 而1959到1961年在四川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当然,这样的案例也不局限在中国和苏联。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有435万人沦为饥民。人们普遍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但奇怪的是,根据S.R.SEN对1974年饥荒的调查发现,当饥荒爆发时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 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连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5.3%。2010年发生在尼日尔的饥荒也是如此,当年,该国发生了干旱和蝗虫入侵,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只比5年来的平均水平减产了11%,并非不可收拾,却使得全国1/4的的人口,即360万人无粮可吃。

饥荒现象其实是地缘政治产物,每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 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 “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 我可以证实, 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 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 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情况也类似,当时粮食分配极度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之间,因饥荒而死的人数差异巨大。跟据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调查, 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死亡率由9.22‰上升至13.77‰, 三年时间仅上升4.55‰,增幅为49.35%;而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则由12.50‰ 上升至28.58‰,上升近16.08 个千分点, 增幅高达128.64%。以灾情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 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68.6‰,而1957年的死亡率仅为9.1‰ , 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6.9‰, 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

自然灾害没有异于往年,地理因素也无法解释受灾程度和行政区划直接相关的现象。可见,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祸:一方面是1955年3月确定的统购制度,当时政府对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该政策,规定凡完成派购任务且还有余粮的农户为余粮户,国家要对该余粮户的余粮进行统购。另一方面,根据彭尼·凯恩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饥荒》中的记载,当时因为浮夸,很多地方小麦的亩产吹到7000斤,水稻的亩产更是被吹到10万斤以上,1958 年广西环江县在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虚报的产量和“统收统征”的粮食征购制度结合,使得各地只能通过强征粮食来完成浮夸出的“政绩”,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空。在1959 及1960 年的粮食征购率达高达39.7% 和35.%,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比起饥荒中的城市和农村口粮不均,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作了出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 中国总共出口了22.61亿美元的物资, 其中粮食出口了415.75万吨, 比1958年整整高出127.41万吨, 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

总结以上的案例和数据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缺粮”,所谓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进而造成大饥荒就是一个谎言,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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