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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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


                       吴 伟


作者按：本文原载《领导者》杂志第46期，在本博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该文原拟在《共识网》作为网络首发，但因敏感词较多，一直未能发出。改为博客首发。特此说明。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以改革开放而著称的大会。就在大会举行前不到一年的1986年年底，正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在赵紫阳主持下刚刚开始进行的时候，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左派势力趁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一霎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如此下去，十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出现严重倒退甚至夭折，这是党内外一切拥护改革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如何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为扭转反“自由化”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为十三大的召开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做了哪些努力？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简要地回顾。

一、风云变幻：“反自由化”与胡耀邦辞职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基层选举年。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而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为了防范学潮漫延到北京，北京市委加班加点，起草了一份对游行示威作出种种限制的《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于12月26日由北京市人大会常委会通过，从而加剧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的不满。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与1985年那次以“反日”为特点的学潮有显著不同的是，这次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在这次学潮初起时，1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当时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要民主是个世界潮流，包括台湾也正在出现这方面的变化。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在谈完经济形势以后，谈到了大专院校学生闹事问题。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像东边邻居[①]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确实是这样的。台湾、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漫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②]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接着，他分析了出现学潮的原因，认为，学生闹事的后台，有三个东西，一是西方舆论，二是港台舆论，三是我们内部搞自由化的人。他说，有一个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改革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都有人要搞西方模式，对改革的干扰很大。从事改革的同志，也有不清楚的认识。
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传达了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也讲了话。他说，重点是北京，北京闹不起来，全国就乱不起来。要争取大多数人，孤立与暴露坏人。明年还会有这样的事情，要积累经验来进行这场斗争。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发生变化。笔者当时也在政改办工作。身处中央高层机关，一方面通过不同渠道能够了解一些高层动态，另方面也有着特殊的政治敏感。作为政改办的领导者，鲍彤可能比我们普通研究人员了解更多，担心也更多。为了缓和学潮，让学生和青年能够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他决定以个人名义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社会主义的幼驹与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在他写作过程中，笔者就看到了稿子。鲍彤确实是文字“大家”，文章通篇没有口号式的语言，不是板起面孔，以大道理去教训人，而是以平等商量的口吻，循循善诱，入情入理，文笔生动，不落俗套。文章几天以后发表在1987年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赵紫阳在后来几次会议上都表扬了这篇文章，说它是近来少见的能让人读得进去的好文章之一。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传达了两天前中央三直机关党委联合会议上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的讲话，并介绍了学潮的最新情况。之后，办公室研究人员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社会震荡也不可避免。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党虽然提出来了，但从宣传舆论引导上还不够，本来可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我们不去讲，使一些人凭空想象，胃口就会吊得很高。
在大家发言结束后，鲍彤发表了他的看法，一口气讲了16点，大意如下：
（1）对学生事件要做冷静的质和量的分析，中央书记处对学生事件的分析是恰当的，处理方针也是正确的。这次，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中等程度的社会震荡，不必惊慌。
（2）这次事件，对我们研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很有启发。必须正视政治体制改革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设计方案不能轻率，给社会造成过高期望值。必须坚定改革，因势利导。改革是减少此类震荡的根本条件。
（3）坚定的推进改革，是大的决策，不要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央根据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做的决策，不应该受到学潮这种偶然事变的干扰。
（4）所谓坚定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创造一种安定团结的机制，通过多种矛盾的相互制约，来达到安定团结。
（5）要使不好的事情转化为好的事情，消除它的负面作用，加强它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背离了它的出发点。
（6）对青年学生要有个基本的估计，他们不是异己分子，不应该怕他们。应该保护他们的民主意识，使之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引导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7）也不能否认学生中有盲目性，这不可避免，正像我们党在工作中也有盲目性一样。学生会从中得到教训，会懂得搞运动无助于民主政治建设。建设民主政治要以安定团结为前提，以长治久安为目标。自由和民主都是有规范的，他们要有社会责任感。
（8）学潮中有一种人值得注意，就是爱出风头，危言耸听，好出奇谈怪论的人。这种人不一定是别有用心的，而是爱出风头。应该有一种机制，使少见多怪变成见怪不怪，我很赞成社会应该有个排气阀，有个正常状态下的防震机制，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我们不一定能改变这些人的思想，但可以得到教训，找到一种机制。
（9）现在的中央领导比毛主席要高明，能注意到划清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合法的东西，尽管你不喜欢但也要学会容忍，对非法的要给予法律制裁，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10）通过这次依法处理学潮，会推动我们健全法制和依法办事。
（11）在领导方法上，地方和基层组织也有进步，过去是站在学生和群众的对立面，现在一些地方第一是表示不赞成，第二是可以参加进去，在内部做工作，这证明还是有效的。
（12）这次学潮，对克服官僚主义也有好处，至少对官僚主义有所震动，使他们有所顾忌。
（13）当然学潮的处理当中也有缺点，就是我们的工作还跟不上，党、团的基层组织都相当脱离群众。党、团组织如果不脱产，可能会更好些。如果因为这次学潮，就增加多少脱产政工干部，必然会适得其反。新时期思想工作要有新方式，新内容。要有治国安民的新措施，要考虑怎样才能使党组织既加强了对群众的引导，又不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14）我们的新闻界严重的不适应，在这方面，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并不封锁消息。在这个问题上，慎重是对的，但要想点新办法，各大城市的党委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报道，可以在本市报道，不一定全都由新华社通稿。到底是讳莫如深好，还是公开各种意见让大家思考好？封锁不住又不采取对策，这不高明。
（15）应该有一种根本的引导。同志们提出的可否把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已经确定了的东西，通过一定渠道发布一下，当然这要由中央拍板。但一个根本的引导可以做，比如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育宣传。如何说清楚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篇大文章。不要把社会主义说得十分完美，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
（16）对于群众闹事，要有一个长期的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会更成熟，群众也会从事件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领导要吸取教训。我们不怕出这种事，怕的是学不会吸取教训，如果吸取了教训，那么我们就成熟了。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但是，也许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要劳而无功了。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的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该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邓小平点名批判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要坚决把这些人开除出党。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还强调，“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都不如，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据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披露，赵紫阳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他认为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引发邓小平不再信任胡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在陆的提问下，胡耀邦谈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情况。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这种说法流传的版本很多。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直接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③]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让他们不得不“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在受到“反自由化不力”严厉指责后，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经过反复思考，1月2日，胡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此后，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1月10日至15日，生活会由薄一波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二，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三，保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四，以上决定提请下一次党的中央全会通过。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1987年的1月，风云突变。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二、邓小平的“左右互搏”

1986年12月27日，赵紫阳在听取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汇报时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各种利益集团；改革，就是要调整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
那么，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是什么？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它的最根本的利益，就是要保证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如果事实不是如此，如果真的像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党是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利益的代表，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么它就不会如此坚持一党独占政治权力，而会把选择执政党的权利交还给民众。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或者认为胡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在几年前曾经为他们平反，使他们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几年后赵紫阳总书记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格局就已经奠定了。邓小平本人曾多次讲过，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他之所以重新强调老东西，是为了寻求与毛泽东时代对接，为共产党延续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他绝不容许在他手中葬送共产党的政权；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这两条底线，都是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即巩固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每当他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这两条政治底线，后来经过赵紫阳和鲍彤的加工概括，成为十三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
但是，邓小平也认识到，党的领导要坚持，但党的领导体制，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必须改革。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两个基本点”，实质上，是当年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翻版。张之洞认为，“中学”必须坚持，这是不能动摇的；而“西学”也必须引进，为我所用，这二者并不矛盾。只有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老佛爷的领导才能坚持，大清的一统天下也才能不改变颜色。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可以发现，邓小平同样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方面都必须坚持，而且是可以兼容的。他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改革开放，同时用改革开放来保证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能够坚持下去。违反了二者的任何一点，都不符合邓小平思想，都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事实上，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执行过程中，二者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冲突。从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冲突就伴随着全部的改革历程，直到1987年年初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发生。
“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冲突，反应到党内，就产生了人们常说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改革派”是党内的开明派，大多是处在第一线，而又相对年轻的党的领导者，他们并不一定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但他们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他们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往往触及——或者被“保守派”认为是触及了——四项原则的底线；而“保守派”则是代表了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政治集团，他们大都是党内的“理论家”或是元老，掌握着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他们也不一定是完全反对改革，但是每当“改革派”提出或者推行一项重大的改革政策时，他们所处的政治派别和政治观念就要求他们出来质疑或是提出不同的意见。每当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一些被他们认为是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地位的“杂音”时，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击。
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对中共党内高层这种矛盾心态和左右相互矛盾的政策的产生根源，有过一段分析，笔者基本是赞同的。他说：“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大多数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冲突。”
而认为“两个基本点”相互间并不矛盾的邓小平，作为这场改革的发起人和掌舵人，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往往就扮演了一个“裁判”的角色。因此，他不得不根据改革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那个“基本点”。每当改革开放遇到阻碍甚至停滞时，他就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过了界，超出了他划的框框，他就出来灭火，支持反对“自由化”，从而形成了改革年代中共政策的摇摆性和政治斗争的周期性。对此，邓力群在他的《十二个春秋》中有一段话说，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接近实际的，在1989年以前，大体如此。对这种执政党在政策上的周期性的左右摇摆，笔者称之为邓小平的“左右互搏”[④]。
但是，邓小平对“左右互搏”的双方，并不是完全公允的，对他说来，“两个基本点”当中，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在经济改革上，他却是不惧怕借鉴吸收西方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认为可以为我所用。就在12月19日，社会上的学潮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整个中央高层都在为此惴惴不安的时候，邓小平在听取紫阳等人对1986年的经济工作的汇报时插话说：我们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调子没有变。他说，债券等经营方式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都是发展生产力的，谁用的好就为谁服务，在这方面，还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但在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则将其严格限定在行政改革的框架内，一再强调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强调不能搞“全盘西化”。
  
三、赵紫阳为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而努力

1987年年初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来势汹汹。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年的工作基调。中央在“处理胡耀邦问题”的同时，1月28日，宣布免去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中宣部长朱厚泽的职务，邓力群带领新任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转发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的谈话。邓小平态度坚决地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化。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这个讲话传达下去以后，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国“运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声势之浩大，为几年来所未有。对那些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做出了组织处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党籍，某些学潮的组织者也被“专政”。加上当时各高等院校开始放假，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各地学潮逐渐开始平息。
从“反自由化”一开始，作为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就非常忧心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经济运行，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在当时条件下，仅靠他个人的力量，无力扭转局面。但是，他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做出使“反自由化”运动降温的努力。赵紫阳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在1月15日到19日举行的全国省长会议上，他讲话的第四个方面，就谈到了“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四项原则必须坚持，但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不会，也不能影响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影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赵紫阳在他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两个基本点”的说法。他还提出了“四个不变”：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的城乡经济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方针不变。他强调，对“自由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必须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层层点名，不得层层抓代理人，抓“小方励之”。不要重犯反“精神污染”时的错误，一是扩大化，二是全盘否定。这次仅限于思想政治战线，对经济理论不要批，农村也不搞反“自由化”。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天上午，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了一个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这次会，中央政改办没有派人参加。据吴稼祥的记载，在会上，赵紫阳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其中除了谈到经济工作以外，主要是谈了关于当前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目的是消除人们对当前形势的忧虑。一是绝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他特别提到清除“精神污染”的两个教训，即扩大化的错误和中途夭折。二是要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论战线，点名批评的就那么几个人，不能随便点名，点名要经中央批准。
在会上，赵紫阳对思想理论队伍提出一个估计，可称之为“三少两多”：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改变社会制度、改变四项基本原则为己任的人是极少数；坚持反对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竭力拥护过去极“左”路线，看不见改革开放成就，要寻找机会再干“左”的一套的人也越来越少；精通马克思主义，自觉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上，能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人也不多。比较多的是两种人，思想活跃、想套用外国的东西是一种人，有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思想不够活跃是另一种人。这两种人对实际都了解不多。这两种人要团结起来，同舟共济，消除隔阂。
赵紫阳还明确表示了对当时报刊反自由化宣传的不满，说文章质量不高，内容千篇一律。技术不要重复引进，报纸文章也不要重复发表。只有陈俊生和鲍彤的两篇文章[⑤]反映还不错。赵紫阳在另外的场合还说，报纸发反自由化的文章过于集中，报纸头版都被占了。还说，有些人对改革就是没有兴趣。赵的这些话，应该说，都是有所指的，其锋芒所向，无非是胡乔木、邓力群等几个极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的左派们。
同日（1月28日），中共中央在赵紫阳的主持下，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1987年4号文件），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中央发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力图阻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
次日（1月29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要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他说：“两个基本点互相联系，二者缺一不可。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基本内容。”
在这个讲话中，赵紫阳宣布，反“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是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他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应影响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他当时为什么要不断地为反“自由化”划框框有一个说明。他说：“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赵紫阳在此前的六、七年里，一直是做总理，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政治、理论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兴趣。他说：“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
2月5日，邓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组[⑥]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谈话，充分肯定了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这个讲话讲得很好，你们要支持紫阳的工作；你们这个小组要工作到十三大；当前的改革开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稳了。
但是，自恃有人撑腰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根本没有把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的话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中央4号文件放在眼里。对于邓小平的要支持赵紫阳工作的话，他们也置若罔闻。新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对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和中央4号文件公开表示了不满，他说，这些讲话都是折衷调和的东西，按照这样搞下去，反“自由化”斗争又会中途夭折。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纵容下，全国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宣部组织了一大批“左派”人士，掌控媒体，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办培训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力图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对这种情况，赵紫阳在他的回忆中也曾经谈到，他说，“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事实正是如此。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并力图使之扩散，极大地影响了思想理论界，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行，受到了严重干扰。
1987年年初，就在中央政改办的办公地点的楼下——中办厂桥招待所的二层（政改办驻三层），进驻了一个新成立的“写作班子”，据说是邓力群要求中宣部组织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写作组”。这个班子，后来被知情者称为“厂桥大批判组”，由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负责，其中有许多“反自由化”的“知名人士”。这些人住进来以后，和政改办的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虽然不同桌；上下楼也经常相遇，但却从没有交流。也不知道是政改办的人怕被他们说成是“自由化”，还是他们怕和政改办沾了边，就有了“自由化”嫌疑，反正是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感觉他们和政改办俨然是属于两个敌对的营垒。外面来的朋友听说这个情况，开玩笑的说，你们这是“两个基本点”对起来了啊。确实，这种情景就像两军对垒，成了“两个基本点”相互关系的绝妙写照。
关于邓力群组织的这个“写作班子”的情况，赵紫阳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到了。他说，这些人“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鲍彤的文章，是说理的，反应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胡耀邦辞职以后，邓小平曾点名提出要处理一批人。胡乔木、邓力群、王忍之等人和中纪委借机提出了一批拟处理的“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的名单。1987年7月底，在北戴河办公期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一个他们提出开除党籍的10个人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张显扬。讨论时，主持会的赵紫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啊？没有一个人说话，这样就等于通过了。讨论的第二个人是苏绍智。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支支吾吾。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理论家”也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还没有弄清楚就不要轻易做决定。我看你们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吧，今天就不讨论了，不要闹出笑话来。”赵紫阳这样一说，就等于把这个名单挂起来了。大概是由于不太甘心吧，这时，胡乔木说了句话，那么吴祖光不处分就劝退吧，反正他也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赵紫阳说，谁去劝啊？退党是自愿的。胡乔木说，那就我去吧。鲍彤后来回忆说，他曾经看到过吴祖光的一个回忆，大体是这样说的：我家住的楼层很高，有一天胡乔木气喘吁吁从楼下爬上来，说是要劝我退党，我看乔木同志年纪这么大了，还爬了这么多层高楼来劝我退，也很辛苦，我说好吧那么就退吧，就退掉了。所以那次会议只处理了两个人，一个是第一个张显扬，一个是最后的吴祖光。其他的人就这样都保下来了，后来中央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还谈到，耀邦下来以后，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赵紫阳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很重要。在四号文件及赵紫阳的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因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在回忆中举了若干人的例子，他说：“王蒙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公安部的阮崇武。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

四、邓小平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在反“自由化”的巨大政治压力之下，赵紫阳既要保护自己，争取邓小平的支持，又要反左，要尽可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靠的是什么？只能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据笔者查到的资料，赵紫阳是在1987年1月15日的全国省长会议上，第一次谈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此后，他在1月29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后来在中央政改办的一次会议上，陈晓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一条基本路线。鲍彤接受了这个意见，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的表述，成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完整概括。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中还说：“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赵紫阳这里说到的“纲目论”，是3月间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布置中央党校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来的。后来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做了辩解，说这个会不是他让布置的，因此，“赵紫阳是在与风车作战”。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会是不是他布置的，而在于赵紫阳批这个“纲目论”有没有道理，他邓力群对这个“纲目论”是持什么态度。
在这一阶段，中央政改办的研讨工作在鲍彤的领导下，仍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这种针锋相对，也直接波及到了政改办的工作。
反“自由化”运动一开始，作为中央政改办四位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就成了邓力群一伙追查的重点对象。胡乔木和邓力群都曾经亲自向赵紫阳提出要求，让严家其离开中央政改办。据鲍彤回忆说：“当初严家其到政改办工作还是胡乔木推荐的。政改办成立的时候，紫阳还没有找我谈，就先找了胡乔木说，小平要我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面要设一个办公室，请你推荐个人，推荐个学者。胡乔木就推荐了严家其。严家其就这样成了中央政改办的负责人之一。”可现在胡乔木又来出尔反尔，赵紫阳没有理他们。鲍彤还为此写了一个报告给赵紫阳，说严家其同志是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这段时间在我们这里工作，工作很好，很起作用，有人说他是自由化，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个报告送给赵紫阳以后，紫阳批给了胡乔木、邓力群。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又打电话给严家其，要他回社科院参加反自由化“学习”，又被鲍彤所拒绝。
另外，当时在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与原则专题组任负责人的廖盖隆、参加这个组工作的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理夫，都是上了反“自由化”黑名单的人，胡乔木、邓力群也几次想让他们“回原单位参加‘反自由化学习’”，都因鲍彤的反对而未遂。这段时间，邓力群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部下，大整各种人黑材料，向老人们递送。在这场攻势中，陈云挂帅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力支持，副书记王鹤寿在中央生活会上坚定地说，要开除严家其的党籍，看赵紫阳如何应付。
3月10日上午，中央召开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由薄一波汇报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邓力群汇报反自由化斗争情况。邓力群说，现在70%以上的人对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斗争才能进入正轨。会议决定还要点名批评思想界12个人。邓力群提到正在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改办班子里担任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当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几位老人的面告状，如果让他们搬倒了严家其，那么将会对赵紫阳本人，对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产生严重危害。赵紫阳当即说：“严家其没有问题，他反自由化很积极。”这次会议，仍为中央常委的胡耀邦没有出席，邓小平也没有讲话。
邓力群坐不住了，他开始直接向鲍彤发动攻击。大概是在1987年5、6月份的时候，他批转给赵紫阳一封信，信是邓力群的部下梅行写的，揭发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政治问题，说中央政改办主持日常工作的陈一谘接受了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而索罗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索罗斯到中国来，鲍彤会见了他。这封信，赵紫阳批给了鲍彤。鲍彤为此又给赵紫阳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索罗斯访华时提出要见我。我为了解他的背景情况，特意发了个电报给我国驻美国大使馆，询问索罗斯的情况，以及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大使馆回电说没有什么关系，索罗斯对中国很友好，并建议我见一见他。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见了索罗斯。赵紫阳把鲍彤的这个报告又批转给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并批给中央五人小组其他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阅知。
从表面上看，左派们的进攻是针对鲍彤、严家其、廖盖隆、理夫等人的，实际上，是想从他们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以证明赵紫阳重用“自由化”分子，进而证明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离间和削弱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彻底搬掉赵紫阳这个他们反“自由化”的最大障碍。他们已经搬掉了胡耀邦，再搬倒了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无疾而终，邓力群大有可能在十三大上登上总书记的宝座，或许，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针对赵紫阳的部下们的攻击未见成效，邓力群抓住机会，开始直接向赵紫阳发动进攻。3月15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赵紫阳到会讲话。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说：“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吴稼祥在他的日记中评论说，这显然是在向赵紫阳公开挑衅，潜台词是你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同时也暴露了邓力群们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干倒所谓干“自由化”的。赵紫阳早就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一直强调反“自由化”只限于政治思想领域，不涉及经济领域。这时，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这一问，问到了邓力群的底牌，但他根本不敢把自己在私下嘀咕的想法公开表明出来，因此无言以对。[⑦]
邓力群等这股专门靠反“自由化”吃饭的力量，与赵紫阳控制反自由化运动的努力，展开了一场政治博弈。他们不甘心受到赵紫阳和中央“4号文件”所划定范围的限制，千方百计地要打破这个框框。4月6日到12日，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的名义，他们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120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走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
当听到中宣部长王忍之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实际上，“第二次拨乱反正”是邓力群说的。）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

2012年09月01日 13:18:45分类：未分类
五、赵紫阳的“5·13讲话”



1987年3、4月份，邓力群一伙左派们越来越变本加厉，他们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紫阳，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大批“干‘自由化’的”，这些言论简直就是文革中说“走资派还在走”的翻版。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的这种局势，鲍彤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



4月25日晚上，鲍彤组织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反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六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



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有人说，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有人说，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有人说，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有人说，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有人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人说，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还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如中宣部长王忍之、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还有中央党校的一些人等。



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也加入其中，违背中央精神违反党的原则，散布这种错误言论，鲍彤和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



4月27日晚，鲍彤将这个报告送给了赵紫阳。



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紫阳还建议，7月1日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赵在汇报中还谈到了鲍彤报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况，这让邓很吃惊。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⑧]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邓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邓小平还表示，同意七一重新发表他的“8·18”讲话。



28日中午，赵紫阳办公室打来电话，要鲍彤尽快去一下。近一个小时后，鲍彤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周杰、陈一谘、陈福今、吴国光、吴伟、张伟等人开会。会上，鲍彤先向大家介绍了赵紫阳和邓小平见面的情况，说，我们要为紫阳准备这个讲话，5月2、3号拿出来。请几位同志先拿出一个初稿。当时进行了分工，由吴伟、张伟、黄海各写一部分，吴国光统稿。



然后，鲍彤向大家转达了赵紫阳对起草这个稿子的意见。紫阳说：五一后要找宣传、理论部门、党校方面的人开个会，讲一次话。首先书记处要议一下。讲两点，一是讲反“自由化”，二是讲改革的宣传工作。反“自由化”，要讲大气候已经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还要做许多深入艰苦的工作。昨天书记处开会，就曾经说到，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们脑子里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讲话一定要两面写。反“自由化”要写得充分，不能轻描淡写。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对犯过“自由化”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要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承认错误改正就好。对整个反“自由化”的形势要有个分析、估计。讲清下一步怎么深入，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要给政策，要开生活会，耐心帮助，讲明这是党的信任，不要顶牛。



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宣传时，赵紫阳说，讲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要能站得住。对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可以归纳一下，这种观点不是不允许讲，但它证明背离三中全会路线的观点仍然存在，因此有宣传改革的必要。对一般的错误观点，可以说得和缓一些，对党校出现的错误观点[⑨]，要说得严肃些。要让大家看清世界大势，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在批评僵化教条？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却没有进步。



在转达完赵紫阳的意见之后，鲍彤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归纳。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哪些讲了有意义，哪些讲了没意义。该讲的一定要讲，可讲可不讲的就不讲。材料要确实，口气要缓和。要讲清，上半年的波折，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还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过，要全面，有水平。



鲍彤知道，我们这些参与起草的年轻人都是不赞成反“自由化”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反“自由化”的意义一定要讲充分，这是一个大前提。要充分估计到，如果反“自由化”搞不下去，党的领导层就无法下台阶。犯错误的同志要合作，对自己的错误有个态度。要讲清，不要看小道理，有委屈，要从大局看问题。要把反“自由化”的长期性讲充分。对于怎样加快改革的步伐，怎样进行改革的舆论宣传，也要讲点事实，说点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两个基本点”？文革前也叫“社会主义”，三中全会却提出了“中国特色”，特色就是改革开放。对前一个问题要严厉些，后一个问题可以和缓些。在现在的形势下，能提出改革的舆论宣传就是胜利。最后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又由陈群林进行了润色，磨掉了棱角，大家又讨论修改了一次，然后就交给了鲍彤。鲍彤在上面进行了多处修改，又加入了一些很关键的话。笔者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段话很尖锐，“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这段话，就是鲍彤亲自加上去的。



5月3日，这个稿子报给了赵紫阳。次日，赵紫阳看了以后，又送中央五人小组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阅，同时也送给了邓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见。赵紫阳在稿子的首页上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二十八日讲的精神，我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开个会。现将讲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如原则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万里、启立同志酝酿一下，并提请书记处讨论，最后再开会布置”。5月5日，邓小平在这个稿子上批示“完全赞成”。



然后，赵紫阳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讲话稿子，力争在讲话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现的分歧。几位与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决定把原来打算只在宣传、理论、新闻和党校干部会上讲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在京党政军群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且在会后要下发文件，扩大传达到全党。



5月13日下午三时，这个“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笔者也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万里主持。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赵紫阳对当时有人提出要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四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段讲到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这是一篇精彩的讲话，它在理论上、实践上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后来被人们称为赵紫阳“5·13讲话”。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赵紫阳讲话结束以后说：今天紫阳同志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不仅是对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的同志们讲的，而是对全党讲的。今天各部门都来了，各地各部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贯彻，中央还要专门发文件。



赵紫阳“5·13讲话”精神迅速被传达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



六、“要为十三大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表示了邓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总书记这个职务，非赵莫属。但是，当时中共内部的政治格局中，还有另外一派与邓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邓陈矛盾由来已久，虽然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了上风，但是陈派仍然有着巨大影响，在胡耀邦辞职以后，他们属意的总书记是邓力群。那段时间，政治老人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处活动，到处打招呼，拉赞助，提出要邓力群在十三大上做总书记。甚至当着赵紫阳的面，他就直接说，你最好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1995年，赵紫阳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



赵紫阳这话说得不错。当胡乔木、邓力群发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铺天盖地的袭来的时候，能成为改革开放中流砥柱的，只有赵紫阳了。自他在1987年1月担任了代理总书记以后，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种场合，给这场反“自由化”划框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为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一干左派们的新的政治对手。在左派们的打压面前，虽然赵紫阳独木难支，不得不暂时退却，在一些场合也讲一些反“自由化”的话，但是他讲的目的，在于限制。1987年的“5·13”讲话，就是他这种“跪着造反”的典型范例。



在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种政治高压下，前面已经拿下了一位总书记，赵紫阳为什么还能如此大胆，敢于顶着这场政治风暴，公开地和左派们寸土必争？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来自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另方面，也来自他对邓小平立场和态度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文前面已经谈到过邓小平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缺一不可的基本观点。赵紫阳正是准确地把握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敢于顶风大讲改革开放，敢于用改革开放来限制反“自由化”。



从邓小平方面来说，他之所以要支持赵紫阳限制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样如此。在赵紫阳发表“5·13”讲话的20多年后，鲍彤在回忆到这个讲话时，就邓小平为什么要支持赵紫阳阻击反“自由化”，有过一段分析，笔者认为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他说：“就邓小平的脑子里面的想法来说，老百姓死路一条就是共产党死路一条。老百姓死路一条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对邓小平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最使他思想上震动的问题是共产党会死路一条。碰到两个问题冲突的时候他最坚持什么？他最后要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当四项基本原则要把改革搞掉的时候，他又认为不行了，还是要搞改革。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是真正要搞‘两个基本点’的。他为什么同意紫阳作5·13讲话？那是因为邓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后再继续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改革开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阳说的，如果现在大气候变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再继续反下去，那就要影响你的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了。10月份就要开始十三大，当时已经是5月份，离10月份只有5个月了，再搞下去，十三大还能开成一个什么会？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会了？共产党历来的说法，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可反自由化能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所以当紫阳提出，要把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邓小平立刻就同意了，这才有了紫阳在‘5·13’那扭转乾坤的一举。”



在赵紫阳“5·13”讲话前后，中央高层在所谓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依然存在各种争论。比如5月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加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在教委准备的文件中只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讲改革开放。薄一波提出，还要讲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要培养掌握两个基本点的人。赵紫阳支持这个意见，他说，现在就是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做思想工作，过去是温室，现在是开放，教育出来的人，如果只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在温室里解决问题，那是不行的，要培养学生有识别与免疫的能力。另外，教委的文件还强调，要在高等学校中加强党的领导。赵紫阳说，作为方向，还是要实行校长负责制，确切的说，要教育家治校，要提出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概念，要向社会主义企业家一样，教育家治校，实行全面领导，包括思想工作。



5月18日上午，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研究薄一波在26日全国整党会议上讲话稿。这个讲话稿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谈话，说整党中要反右。赵紫阳批评说，引小平的话要引全义，小平同志还讲了反左嘛。报告后面还引用赵紫阳的话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各项政策的基础，赵紫阳澄清说，我没有讲过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内外各项政策的基础。小平同志讲这个话也是在讲到四项基本原则时讲的，小平同志也主张，改革是我们各项政策的基础，要说基础，两个基本点都是基础。现在确实有人贬低改革、开了会，说两个基本点有纲有目。赵紫阳强调，两个基本点不能说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政策。



报告中讲到，要培养骨干，建立一支理论队伍。对此，赵紫阳说，我们要用三中全会路线来衡量人，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要根据两个基本点工作，选拔干部、纪律检查都要掌握两个基本点，党的建设要掌握党的路线。



报告提出，干部选拔有三条标准，忠诚党的方针政策，文革中没有问题，作风公道正派。赵紫阳则提出，要有政绩的原则，革命化就是实行三中全会路线，政绩就是执行三中全会路线有没有成绩，没有政绩，靠它没饭吃，要选拔执行三中全会路线有成绩的，有了成绩，群众才认，才承认。后来，鲍彤把这些思想总结为选择干部的三条原则，即公开原则、民主原则、政绩原则。



1987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层，有关十三大的筹备、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赵紫阳作了“5·13”讲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得到了扼制，整个党内和社会上的舆论环境也开始向改革开放方面扭转。7月1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新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开始在新闻媒体上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关于经济、政治改革的宣传文章逐步多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一个有利于十三大召开的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正在形成。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的左派势力们并没有因为十三大的临近，而放弃他们企图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脚步、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通过的努力。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回忆过一件事情。1987年夏天的一天，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给赵紫阳转来一封北京市副市长王大明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小平讲，今后主要是反左，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等等。赵紫阳明白，反“自由化”这件事情并没有完。这些左派们还不甘心，他们并没有接受中央关于反“自由化”开始转入正面教育的决定，而是在窥探时机，时刻准备掀起更大的风浪。7月11日，赵紫阳找来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常务副部长王维澄，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赵紫阳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赵紫阳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赵紫阳知道，中宣部状态的根子，不在于两个部长，而在于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当时距离十三大的召开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赵紫阳认为，要为十三大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政策在大会上得到顺利通过，就必须扭转目前改革开放舆论宣传方面的不力局面，解决党的主管宣传理论工作部门与中央唱对台戏、打横炮、使反劲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解决高层人事上入手。为此，在那几个月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变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接管。



邓力群实际上是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保守势力的总司令。赵紫阳认为，如果让邓力群继续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要改变当时宣传舆论方面的不利局面，必须果断地改变邓力群在书记处中分管理论宣传工作的分工。



早在1987年3月间，赵紫阳就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赵紫阳的理由就是，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增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陈云那里，陈表示不同意，认为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赵的意见。



随着十三大的临近，赵紫阳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他认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赵紫阳正式向邓小平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以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党内的老同志李锐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像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李锐还附上了当年杨尚昆主持党小组会批评邓力群时的原始记录。李锐亲自把这封信送给鲍彤转给了赵紫阳。李锐在信中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赵紫阳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阅后划了个圈，批了三条：一、旧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传；三、可做政治局（候补）[⑩]。胡启立后来向李锐传达了邓小平这个批示，但只传达了前两条。



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邓小平对邓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担心邓力群利用手中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权力，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李锐信上的批示被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对邓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语中都说邓力群的好话，李先念说，“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但他们也不便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们那里通过了。



后来鲍彤对这件事情有过一段回忆，他说，7月7日邓小平会见中央五人小组之后，“启立找我说：‘小平同志说，邓力群的形象太坏。’这大概是小平的原话。启立告诉我：‘小平说，以后宣传工作，不要邓力群管了，由启立管。’他说：‘我一个人怎么管啊？我要成立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于是，胡启立就提了个名单，他说：‘我要找两个人帮忙，一个是鲍彤，一个是陈俊生，这两个人是帮得上忙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中央宣传思想理论工作领导小组。”



9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宣布，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成立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胡启立任组长，成员有鲍彤、陈俊生、王忍之、温家宝、钱李仁等。十三大后，这个小组又增加了一个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



第二，撤消邓力群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他们是邓力群手下左派势力的中坚力量。



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对立态度，中央书记处就曾经以调整工作分工的名义，决定邓力群只分管意识形态，不再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个职务交由王兆国担任，并就此电报的形式向各省市发了通知。哪知道会后邓力群向陈云汇报发牢骚，陈云震怒，给胡耀邦打电话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结果，书记处的决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邓力群仍任原职。



一年前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这次还要做。赵紫阳认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以后，由他任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也应该撤销。树虽未倒，猢狲先散，这样可以使其彻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论界的组织基础。为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建议，理由是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不再起决策作用，而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办事机构，其下面不宜再设一个政策研究部门。邓小平表示支持。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见中央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邓力群不主管理论宣传工作的决定。赵紫阳建议，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大家也表示同意。会议还决定，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小平在会上还说，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在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的帮助下，邓力群对研究室的骨干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个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组部新成立的党建研究所。按照邓力群的说法，书记处研究室的撤销帮了他的忙。1989年之后，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撤销《红旗》杂志。



《红旗》杂志，同样是左派势力的大本营。当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所有中央媒体都参加了讨论，唯有《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按兵不动。后来邓小平批评说，不卷入就是卷入，意指《红旗》站到了“两个凡是”一边。熊复由此检讨，胡耀邦出于保护干部的好心，保他过了关。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中，熊复和他的《红旗》始终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时更是一马争先。《红旗》杂志的撤销，笔者没有查到中央的具体决策过程。据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向邓小平提出撤销《红旗》杂志的建议的，邓表示支持。



《红旗》的撤销，没有像书记处研究室那样立竿见影，而是采取了分几步走的方式，前后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1987年8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宣布《红旗》总编辑熊复辞职，一副总编和一顾问被免职，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1988年1月5日，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以高扬、周杰和苏星的名义报中央书记处。12日经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



这期间，胡启立到杂志社讲了一次话，他说：“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



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了最后一期；7月1日，挂在中央党校名下的《求是》创刊，邓小平题写了刊名。



后来有人说，《求是》杂志前身是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这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两个单位人员未变、都在一个地方办公，但是1988年《红旗》明确宣布停刊后，《求是》才宣布创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为后者的历史事实。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中共十三大前党内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博弈，从十三大最终开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提上全党日程这个结果看，是赵紫阳取得了上风。而他的政治对手邓力群则在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不但失去了进入政治局的资格，而且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再度落选，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是无法取胜的。他胜就胜在他掌握了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精髓。虽然在20个月以后，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仍然不免与邓小平摊牌，成为党内保守势力打击下的又一个牺牲品，但是他在1987年一力扭转反“自由化”的狂澜，为中共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做出的种种艰苦努力，仍然不失为中共党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应当被岁月所磨灭。



（相关简介：吴伟，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曾参加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限于篇幅，文章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①]指朝鲜。



[②]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



[③] 还有一种说法，说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起到了什么什么样的作用。对这种说法，笔者认为不值一驳。限于本文篇幅，也不想不在此问题上多着笔墨。有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请寻读网络文章，如鲍彤的《我看胡赵关系》。



[④] “左右互博”是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描写的一种高深武功，同一个人的左右手可以分别使用不同套路的功法，左右两手也可以相互搏击。



[⑤] 指陈俊生发表在198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上的《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鲍彤发表在1987年1月5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社会主义的幼驹与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



[⑥] 1987年1月初，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一个“找耀邦谈话小组”由赵紫阳、万里、胡启立、薄一波、杨尚昆组成。胡耀邦辞职以后，邓小平说，“这个小组要工作到十三大。”从此称为“中央五人小组”，大体上行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职权。这个小组，一直工作到了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新一届政治局为止。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明显违反党章规定的。



[⑦]以上两次会议情况，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四节，“邓力群向赵紫阳挑衅”。



[⑧] 这里应该是指胡耀邦辞职这件事。也许，在邓小平的观念里，胡的下台是“去年年底”那几天就已经确定的事情。



[⑨] 指1987年3月在中央党校开的一次座谈会，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的"纲目论"，对中央“两个基本点”表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⑩]意即可在十三大上让邓力群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