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家史】我与二哥的“正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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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黑字mook 于 2012-12-7 12:06:3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1949年8月，在上海，身为共产党员的我给二哥写了一封信，居高临下地说，国民党已经垮了，你还要跟着他们走到哪里去呢？我没有想到，这封信会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二哥他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跟下去已毫无意义，这时又接到我的信，他便下决心，不告而别，经过上海回到故乡烟台……如果没有我这封信，如果他继续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那以后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

  
我与二哥的“正反合”

  
  文/宋群


    1921年以来，中国社会每迈前一步，几乎都与国共两党的联合，分裂，以至恩恩怨怨纠结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即便是草根小民，其命运亦逃脱不了国共两党斗争的时代大潮起伏跌宕的制约。

    我想起了我的二哥葆岭，想起了他从幼小年纪，读书，奋斗，坐监狱，劳动改造，坎坎坷坷，直到今天垂暮的老年。

    我也想到自己，从幼小年纪，读书，奋斗，参加革命，历经政治运动的折磨，如今也是垂垂老矣。

    二哥葆岭，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中，目前仅存的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他长我五岁，今年八十有七，已经身躯佝偻，耳聋眼花。

    我们的家，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山东烟台。父亲开小饭铺卖片片(即玉米饼子，当地人称片片)，主要顾客是码头工人。二哥想读书上学，看不起小饭摊这个行当。他小学毕业后，不像大哥三哥那样，放弃升学去继承父业摆小饭摊，而是考入了志孚中学(烟台市一中的前身)继续学习——他想改换门庭，跳出下层社会。

    也许是在学校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的第一个行动是自己写信回老家农村，退掉了父亲给他订的娃娃亲。我的大哥也是由父亲包办的婚姻，由女方母亲送来，是裹小脚的农村姑娘。大哥想都没想，十六七岁就顺从地结婚了，没有反抗，没有波折，顺顺当当地照老规矩过了下去。二哥就不同了，他的一封退婚信，在全家引起了大地震。女方来信质问父亲，到底是何原因退婚，是儿子的自作主张，还是父亲的授意？信中挖苦地说，我们自知你们发达了，我们难以高攀，但是总应该给个正式的说法罢。接信后，父亲自然是大怒，大骂生了个不肖的逆子，使他在老家丢尽了老脸。因为这等于毁约休妻，女方又没有什么问题，你凭什么毁约，为什么休妻？按照当时父亲的怒火，把二哥赶出家门的心思都有。二哥没有争吵，只是坚持说我不能要一个不认识的农村姑娘，尤其还是小脚的，不识字。斗争的结果，居然是他获得最后胜利，父亲不得不将这件婚事退掉。今天看这事很简单，婚姻嘛，男女双方自愿，那有那么麻烦的。可是，那个年代，反抗旧式婚姻，那就是一场革命，那是很需要一点胆识的。

    我战战兢兢地在旁边看着这场家庭的大地震，看着父亲无法压制的怒火，更看着二哥倔强的反抗。这使我想到了巴金的名著《家》里所描述的觉民和觉慧，二哥是否也是受到小说的一些影响的呢。如果你只是见到今天那个佝偻着身躯说话含混的二哥，你不会想象出，当年他也是一个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青年，是从反抗封建婚姻开始，迈开他人生脚步的。

    1941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入烟台市一中。二哥也在这一年夏由一中初中毕业，顺利升入一中的高中一年级。我那时只有十二岁，比同龄人上学都早，个子长得又矮小，考入了一中这个当时市里最好的中学，全家都替我高兴。二哥和我一起都住校，住在一间宿舍里，有时夜间我胆小害怕，还跑到他的床上去。

    这时烟台已是日伪统治。学校里的基本教材如语文课本等，并没有多大变动，只是多了日语课，还有个日本教员，每周来几次。另外就是增加了军训课，每周一个下午，由一个伪军的营长，坐着摩托车来，给学生们主持队列操练。今天看来，日伪对学生们思想和行为的管制还不是很严密，远不像隔海相望的旅顺、大连日伪统治的那么厉害。学生们中间有些爱国活动，也许因为我年纪太小，二哥参加了些什么活动，他没有告诉我。

    后来我只知道，1942年夏天，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向家里要了很少的一点路费，带着简单的行李上路了。我到汽车站去送他。他们几个同学在车上，悄悄地走了，在学校没有多大反响——他们是奔向安徽阜阳那所烟台流亡中学而去的。我听说，他们一路上都有个当时被称为“在家里”的组织在照顾，只要说几句话，作几个手势，就可以被当作“自家人”加以安排。后来得知，那其实就是“一贯道”的系统，依靠这个封建会道门，把一批批爱国学生由敌占区送到了国民党尚在统治着的地区。

    安徽阜阳的烟台流亡中学，据说是由山东的国民党军人李仙洲支持组办的。但他只能出少量的基本经费，学生们的生活费还要靠自己去想办法，有的甚至只好写信给在敌伪统治下的烟台家里索取。平时除了上课外，还要自己劳动，磨面粉，做饭等等，但仍然难以为继，不到一年的时间，李仙洲停止了供应，没有了经费，学校只好停办。一些学生无奈，又回到烟台，但二哥没有回来。

    他离家的时候，根本的思想动力是爱国，是不愿在日伪统治下接受奴化教育。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有一种要“争口气”的思想。他说：“不混出个样来不回家”。什么样？当然不再是卖片片，不再干那种连自己都瞧不起的摆小饭摊的生意，至少混个一官半职，或者说得出口的职业再回来。因此，他没有打退堂鼓，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艰难的道路：几个同学一起，从安徽阜阳动身到当时国民党的抗战陪都重庆。阜阳到重庆，什么概念？没有火车，偶尔有一段路有汽车，中间还有些是要通过中日两国军队正在交火的地带。几个穷学生，一无所有，他们最后是怎样到达了重庆的？他始终没有给我描述过，我只是凭常识来想象，或者联想到抗战时期各地逃难人群的悲惨场面，就可以知道他们此行的艰难了。

    当时，他没有接触到共产党员，也没有接触到进步人士，他的周围只是一群思想单纯的爱国青年。但是，他和他们的那一群，从阜阳奔向重庆，那种爱国激情，应该是与当时奔向延安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的。

    到了重庆后，他继续上学。为了不交学费，还管食宿，他选择报考了中央警官学校，并非是他喜欢这个警察的行当，也仅仅是因为这个学校管吃管住，而且，校长还是蒋中正。在当时，这又是个何等响亮的牌子！凭着他的学习实力，包括他一米八的个头(他继承了父亲和我们家族高个子的遗传，我的矮个，在全家是个例外)，他考中了，并且学到毕业。

    他从中央警官学校毕业，正赶上抗战胜利，这批毕业生恰好派上用场。学生们也自认赶上了好时候，可以大展身手，仕途一片光明。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乘坐的是蒋介石那个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末班车。

    1946年，他被分配到国民党急忙抢占的东北吉林的一个警察局里当股长，大小也是个官。而此刻，东北战场上国共双方正在激烈争夺。开始，国民党军队占着优势，凭着美式装备和训练有素，节节胜利，不仅占领了交通沿线的大多数城市，而且把劣势装备、缺少供应的解放军逼到了松花江以北，南满只剩下了长白山下几个不完整的县。那时，我正与二哥同处于一个吉林省的临江县，跟着老同志在编一张《辽宁日报》。                  

    我们两人同在一个相距不远的地区，双方似乎也都模模糊糊地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互相对立的营垒里。因为他到重庆考入警官学校，我在离家前就知道了；而我于1945年10月跟着八路军走了，是他后来烟台重又被国民党占领时，从家信中得知的。

    我离家参加革命工作，既有时代背景的必然性，也有个人机遇的偶然性。要讲潜在的内心深处的动机，其实与二哥并没什么不同，就是想改换下层生活的门庭，不再去摆摊卖片片。1945年8月24日烟台被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出来，我有幸接触到几位有才能的领导人，这使我踏上了与二哥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了烟台师范学校。因为师范不收学费，还管饭，吃饭不要钱，所以师范的多数学生，也都像我一样，是冲着吃饭不要钱来的，也就是说，穷孩子比较多，所以当时青联和学联的领导，就把师范当作了他们发动学生工作的重点学校。来校的几位很有思想很有能力的干部，其中有马仪，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还有江流，他参加革命前，就是烟台志孚中学(即后来的一中)的学生，建国后任教中央党校，参加编纂《刘少奇文集》，成为著名的理论家。粉碎四人帮后，他写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名噪一时。他们到校，同我们谈天说地，讲鲁迅，讲巴金，讲抗日战争，讲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也讲点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等等。这使我以及其他几位同学眼界大开，较早地破除了所谓的“正统观念”，原来“土八路”竟有如此大学问的人。我们一批人成了当时烟台市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十月间，临沂山东大学(原来例山东抗日军政大学)来召生。大学之名亦颇有吸引力，于是，我们这一批人，就步行数十日，到山东大学学习。

    烟台的大多数中学生，并没有走我们这条路。最近，读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长篇报告文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中有一节讲到了烟台的学生。1949年的端午节，国民党从海上逃跑，有八千多个山东青少年，在国民党的大撤退浪潮中，也跟着跑，他们是山东联合中学的学生。他们像我当年的二哥一样，一路由北往南逃亡，一路还坚持上课。到了湖南，一部分人参加了孙立人的青年军，到广州上船时还有五千人。校方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条件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

    1949年7月13日，澎湖。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互相通知所有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收拾行囊走出来，却发现四周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司令官李振清站在主席台上。一个勇敢的同学走出队列，大声喊道：“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 迎上来的一个卫兵用刺刀对准学生刺去，血喷出来，学生当场倒下。接下来的是，士兵们拿着一根竹竿为学生量身高，不管你是否满十七岁，只要达到一定高度，都去当兵。为这五千个孩子的出路，带他们出来的师长们到处奔波，陈情，抗议。7月13日操场流血事件之后的五个月，即1949年12月12日，星期一，台湾《新生报》刊出了一条新闻，大字标题是“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首的为山东流亡少年出路奔走呼号的师长，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读到龙应台的这段文字描述，心中充满酸楚。我相信，这五千学生中，一定有我认识的同学。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中，烟台先后两次解放，国民党占领烟台有数月之久。那时的学生大都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离开烟台跟共产党走的毕竟是少数，不然何来澎湖的五千学生，以及发生在那里的惨案！实际上，在那个大时代的浪潮下，在国共双方激烈决战的大背景下，不管你个人愿意与否，自然而然地，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我与二哥，正是被这样的汹涌浪涛，卷到了各不相同的一边。

    我在山东大学学习不到半年，1946年5月，又奉命和一伙同学渡海到东北。我留在了《通化日报》即后来的《辽宁日报》和《辽东日报》工作。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我的新闻工作的启蒙老师骆风和陈绪宗。刚开始，在通化市，白天去采访，夜里写出稿子，时任副总编的骆风，就如同给小学生改作业一样地，逐字逐句修改，他改一页我抄一页，第二天就见报了。陈绪宗是后来《辽东日报》的报道部长(即新华分社社长)。他任前线记者团长，多次带我们一批年轻的记者一起采访，一起写作，用“手把手”来形容他对我的帮助也毫不为过。他带我在四保临江前线，采访俘虏兵，写出通讯《蒋军中的女兵》，在东北日报上发表，我真是兴奋极了。如果没有他们的带领，我不可能沿着新闻工作这条路走到了今天。骆风抗日期间，在新四军当新华社记者，建国后仍在新华社工作，文革中虽然受过不少批斗折磨，但还是坚持下来了，粉碎四人帮后，参加新四军战史的编纂工作，前几年病故。比较之下，陈绪宗的遭遇就太惨了。他是抗战初期从武汉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在蒋南翔领导下，做青年工作。建国后，1953年《中国青年报》出版，他是第一任总编辑。报纸办得很生动，很有朝气，在新闻界反响也极好。可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他因为当年在武汉曾与胡风有过联系，又因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时，青年报是隔日刊，没有及时发表。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胡风分子”。之后，因对反胡风运动中受审查有些不满情绪，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理所当然地当了报社的头号右派。后来不知是那一年他去世。关于他，其实也完全可以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做记念。这是后话。

    现在回过头来，再来讲1946年底到1947年初，我随着《辽宁日报》编辑部，撤退到长白山脚下的临江。我当时并不知道相距不远的吉林市，会有二哥在那里。

    尽管国民党军队一时占着优势，我们已经撤退到鸭绿江边，没有多少退路了，可是，我和大多数老同志一样，从未失去过信心。林彪号召十万干部下农村，土改，发动群众，建立可靠的后方根据地。我也曾奉命，踏着厚厚的积雪，穿过原始森林，到杨靖宇和金日成曾经与日军战斗过的长白山脚下抚松县(今靖宇县)的小山村，采访报道贫苦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光荣参加解放军的新闻。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北满三下江南，南满四保临江，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国民党输了。

    1948年，解放军围困长春，我就在长春以南的四平一带随军采访。我当然也想象不到，我的二哥，会从吉林市随国民党军队撤到长春。我更想不到，他会从被围困的长春设法辗转撤到了沈阳，然后又从沈阳撤到了北平。我们是节节胜利，他们是节节败退。

    1949年1月下旬，我随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先期进入尚未解放的北平。陶铸作为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全权代表，与国民党军队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我那时刚刚从记者岗位上，调任陶铸的秘书。几天后，解放军入城，我们天天生活在胜利的喜悦中。那时候，人们对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任，或者说是已经十分厌恶，而对共产党则充满了希望。古老的文化名城北平，到处是青春的歌声。尤其大学生们，豪情满怀，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热情地报名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

    我接到了失去联系好多年的家乡烟台来信，得知一位远房的堂姐瑞琴也在北平，并且告诉了她的地址。好久没有同家人联系了，得到这个信息，自然十分高兴，连忙循着地址找到了她。从她那里得知，二哥就在不久前，从沈阳也来到北平。他是随着他们那个警察系统撤回来的。北平守不住了，他们那些人，又都南下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替二哥感到非常遗憾，怎么还跟着走呢？跟着那个腐败的和失败的国民党有什么希望呢？

    此刻的我，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自己走对了路，比家里的什么人都强。我那时也根本也不会往深处想，想不到什么大时代浪潮，什么必然性偶然性，只是幼稚地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而二哥则是走错了道路。

    后来上海解放，八月间，大姐、二姐从上海来信，希望我到上海看望他们。我那时也真幼稚，竟然也不考虑自己刚刚调到陶铸身边不久，领导人的军管会工作很繁重，自己怎么好提出请假去上海？但是，我却毫无顾忌地提出来了，陶铸真的是很宽容，竟然答应了。到了上海，在大姐那里住了约一个星期。记得在那里，已经饱经人生风霜的大姐曾对我语重心长地说过一句话：少年得志，不是什么好事。我哪里能听得进去。自认为走对了路，自以为了不起，特别是与二哥对比，更增加了这种盲目的自信。

    在那里得知二哥在上海解放前几天，刚刚离开，又随他们警官系统那些人，撤退到了福州。有意思的是，国共双方虽然激战不息，信件倒还可以往来。于是，我在上海给二哥写了一封信，讲了许多思念的话，而最重要的是一点，我居高临下地说：国民党已经垮了，你还要跟着他们走到哪里去呢？我没有想到，这封信会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原本他们这伙人，到了福州被安排到水上警察局工作。形势再发展，他们就要撤到台湾去了。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跟下去已毫无意义，这时又接到我的信，他便下决心，不告而别，经过上海回到故乡烟台。如果没有我这封信，如果他继续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那以后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是像在澎湖的青年学生一样，受到残害，还是当兵到最后，蜷缩在国民党老兵们的眷村里呢？

    多少年后，他同我谈到这段经历时，仍然不胜唏嘘。我也是经过多少命运的起伏跌宕后，才能想象出他重返烟台时的心情。当年，他是怀着一腔抗日爱国的激情走的，内心深处还蕴含着一种“衣锦还乡”的决心。他为此吃了不少苦，拼命学习，不但要掌握知识，还要学会在官场上混，虽然他还只是个很小的官。然而，他现在回来了，仍然是一无所有，是灰溜溜地回来了。国民党败退了，他的官职只是耻辱的标记，口袋几乎分文皆无。他从小上学，并无劳动习惯。现在回家，咬着牙像大哥、三哥一样，挑水，干活，摆饭摊，脸上无光，心头压抑。几个月下来，人的性格都有了变化。大姐很能体谅这种心情，就写信让他再到上海。上海新解放，到处招收训练班学习班的学员。他报了个什么班，学习了几个月，就分配到公安军连队当文化教员。接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他这种经历和身份，理所当然地陷入了另类人群之中，并且从此开始了他大半生的噩运。

    他在公安军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凭着他的文化知识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是可以应付自如的。但是，肃反运动开始了，他属于国民警察系统，并且那个股长还相当于连以上干部，部队怎么可能留这种人！他被转业分配到花纱布公司，当个小职员。这时，你就是什么话不讲，闷头干活，恐怕也是过不了日后的这槛那槛的。1957年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他所在的单位领导号召大家提批评意见，他说不上批评什么，其实不过是发了几句牢骚，说他们这种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现在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没有人照顾。就凭这几句话，再加上国民党警察局股长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反右”一开始，他就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山西太原远郊区的观家峪煤矿劳改。从此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右派甄别平反，他才离开那个煤窑，重新分配到太原橡胶厂，当了个管理科长之类的职务。

    这期间，我的命运也随着大的形势发展，来了一个急剧的变化。1955年春，我从广州军区《战士报》调到北京，参加筹办《解放军报》。1956年《解放军报》正式创刊，我任驻广州军区记者。我不停地奔波在潮汕和雷州半岛等地的部队，采访，写作，在军报上发表了不少新闻作品，年终受到嘉奖。那时也可以用志满意得来形容。不料好景不长，1957年春，我与老友林剑(他是军报驻武汉军区记者)一起，奉军报编辑部之命，按照中央整风指示精神，采访军区文化界知名人士鸣放情况，写出了《打开裹脚布》一文，是作家赵寰、董晓华、张永枚等人的谈话意见汇总。文章在军报发表，受到表扬，作协刊物《文艺报》全文转载。

    我们正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反击右派开始了。原来这是“引蛇出洞”，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站在了一起。本来是要打成右派分子的，幸好广州军区领导出面保了一下，右派分子免了，中右分子的帽子还是要戴的。从此，我同林剑的命运就走向另一面。

    在自己也遭受到批斗之后，我才真的能想象到二哥的遭遇和他的心态，我对他的同情，已不同于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在他煤矿劳改的初期，大约是1960年末，我接受一项到太原驻军二十一军采访的任务，二姐淑贤也正好从湖南湘雅医学院调到山西医学院工作。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望一下从1942年分别后再未见过面的二哥。为此，事先我向党支部书记报告，说明二哥是右派分子，我想去探视一下。还好，承蒙支部书记宽厚，批准探视，但他严肃交代要划清界限，不能温情。他之所以这样严肃交代，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高度阶级警惕，因为我的头上也戴着一顶中右的帽子。行前，尽管食品供应已经很紧张，我还是专门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用粮票买了一斤蛋糕带去。到太原完成采访任务后，我先是到了二姐的住处，由她为我借到了一辆自行车，蹬了三四十里地的山路，来到了观家峪煤矿，经过通报，终于见到了二哥。

    他住的是一间大屋，靠墙边是一溜十几个人睡的大通铺。当时正是上班时间，有人把他从坑下巷道里找了上来，。他好像并没有直接挖煤，服装还干净，皮肤黝黑，瘦瘦的脸庞，比我想象的要好。他拉着我的手，看了我半天，竟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过了一会才说：“我挺好，真的挺好……”然后，又伸出手给我看：“你看，自从我手指被砸伤以后，他们就不再分配我重活了！”他似乎表现得很满意这种状况。我把蛋糕交给他，我说：“我也给你带不了什么，这是从王府井买来的，你吃点吧！”他拿过蛋糕，似乎没有了刚才的那点矜持，立刻打开，掰了一块，大口地嚼下去。然后，又细心地包好，说：“太好吃了，留着慢慢吃。”“这里是劳动改造，规定是不准外边带东西来吃的！”一个声音从屋那头传出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通铺的另一头，暗处还有一个人躺在那里，两只眼镜片还似乎有点反光。二哥告诉我，那是个病号，自然也是劳改的。我们都没有回答他。二哥把蛋糕包好，放在枕边的包包里。这种情况下，我似乎不能也不敢多说什么，我只是重复地说：“好好劳动吧，好好劳动吧！”他也只是说：“是的，是的，放心，放心……”他没有问我的情况，也没有谈过去，更没有谈将来会怎么样，换句话说，我们两个人见面，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见面，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讲。会面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他说：“你回吧，还要骑车走几十里路呢！”我说：“好吧，那么，我就走了。”

    他送我走到门口，我骑上车，回头一望，他仍然站在那里，这时我忽然闪出，1942年我送他到烟台汽车站时，他登上汽车向我招手的身影，这时，也就是在这时，我发现他那颀长的身躯，似乎有点佝偻前倾了——那时他也应该只有三十多岁。骑着自行车往回走时，我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也许是风沙迎面扑来，泪水从眼睛里顺流直下。

    从观家峪回到太原市的山西医学院二姐住处，二嫂健平已经等在那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一个当时很普通平常的中年妇女干部。说起来她也是很不幸，因为嫁给了我二哥。她是湖南人，上海解放后，与二哥同在一个训练班学习，参加工作，又一起分配在一个公司里，结了婚。然后就是肃反，反右，她本人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二哥却当了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以至劳改。她见到我，只是羡慕地说：“你多好，参加了革命工作，不像你二哥那样，当了国民党，倒了一辈子霉！”

    她并不知道，其实我的处境也并不太好，戴着个中右的帽子，夹着尾巴做人，灰溜溜地生活。她还邀请我到她住的那一间平房里，给我包饺子吃，算是招待一下远道而来的弟弟。后来，劳改的管理宽松了些，二哥还被允许一个月可以回家探视一次。每次回去，他都努力做一些家务，买煤灰，打煤砖，忙碌地过上一两天。这期间，二嫂宫外孕，差一点丢了命。但是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他们还在盼望，有一天，二哥能劳改期满，回到市里某个单位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大约是1974年以后，我的妻子启予的母亲患了子宫癌，到太原二姐处治病，启予也随去住在那里负责照料，与二哥嫂的往来多了些。这时，二哥已经是劳改期满，成为煤矿的劳改留用人员，回家的次数多了。他发现二嫂在工作单位，曾同一位顶头上司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二姐听后，愤怒异常，主张坚决同她分手。二哥流着眼泪同启予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征求启予的意见，分手还是不分手？按照启予的观念，夫妻之间有一方不忠，当然是不能共处下去的。可是分析他两人的情况：一方是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劳改；一方孤单地在一个单位工作，顶头上司，威胁利诱，很难扛得住。因此，她给二哥的建议是个活话：如果感情上还合得来，维持下去也可以，她生活得也不易；如果感情上总解不开这个疙瘩，那就干脆分手。二哥考虑再三，主要还是想到，自己沦为“反革命，”，实际上是拖累了人家一生，是对不住人家，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怎么能全怪她呢！最终，他选择了继续一起生活下去。二嫂宫外孕手术后，已经不能生育，两个人商定，将二嫂哥哥的孩子航航过继来，一家三口过个平常人的平常生活。然而，天不从人愿，不久，二嫂患上子宫癌，不治去世，二哥又是孑然一身。

    粉碎四人帮后，他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完全平反，从劳改的煤矿调出来，分配到太原橡胶厂，并且还当了一个行政科的科长。改革开放，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太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来人找到他，希望他恢复国民党党籍，参加活动，他毫不犹豫地就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只想过个普通人的生活，别的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也不想再干了。” 在橡胶厂那几年，他勤勤恳恳，想方设法地为厂里的职工办实事。有一次，他匆忙来到北京，买了几箱子便宜的塑料凉鞋，运回太原厂里。他说是给职工浴池准备的，浴室没有拖鞋，太原买不到，在北京买了凉鞋，回去再把带子一剪，就可以用了。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他的认真负责的精神。

    据说，厂里的职工对他的印象都很好。六十岁时，他按照规定离休，就一直住在橡胶厂的职工宿舍里。离休后，又应聘在山西电大，当了一阵子教员，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十几里地，去学校讲文化课。记不得是那一年了，厂里的一位老职工春英的丈夫去世了，有人就撮合两个老人生活在一起。春英有三个孩子，均已工作。他们对老人很孝顺，并不因为二哥是“继父”，就对他有所怠慢。特别是有一次，他骑车上班被汽车撞倒，肋骨骨折，住院好几个月，全靠几个孩子细心照料。

    文革开始后，我曾以头上的三顶帽子：“漏网右派，路知音黑店，陶铸的亲信”等三项罪名，被关押审查过近一年的时间。“漏网右派”和“陶铸的亲信”，是现成的罪状，顺手拈来，扣到头上就是。“路知音黑店”，则是新加上来的罪名。那是因为从1963年开始，我同老友林剑共同用“路知音”的笔名，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些散文，都是歌颂时代英雄人物风貌的。我们很钦羡当时被人们称颂的刘白羽、杨朔、秦牧的散文风格，尽力学习和模仿他们。现在人们都指出他们的散文粉饰太平，假话太多，可是，那时候我们真心歌颂还唯恐不够，那里还说得上什么攻击！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伟大领袖有言，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怎么革了半天命，我又成了国民党一边的了？进而一想，并不奇怪，那么多老革命、开国元勋，最后的罪名是“叛徒”，亦即国民党。这同当年蒋介石杀戮优秀青年，假以“共匪”的罪名，宁可错杀八千，绝不漏掉一个，其手法并无什么不同。每念及此，心中就可释然了。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阵子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在新闻工作上放手干了一番，心情地颇为舒畅。不料（又是一个不料）1983年底，二十八天的“清除精神污染”的不是运动的运动，我被卷入了上层的一次斗争，不幸又做了一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处不赘)。我的工作生涯，很快也画上了句号。

    2007年5月，二姐病危，我专程到太原去探视。在二姐家，我和二哥又见面了。他的腰已完全弯了，身躯更加佝偻，但是精神还好，说话也还清楚。我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基本上不谈过去。他只是连连地对我说：“我现在真的很好，很好，党和政府按月发给我退休金，不愁吃，不愁穿，孩子们对我也很好，处处照顾我。”一脸满足甚至是幸福的表情。我想，他这是真心话。一个经历那么多苦难和挫折的人，晚年能有这样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定然是会很知足的。也许在他被人辱骂斥责为反革命分子，人的尊严全部丧失时，在那暗黑的原始设施的煤矿巷道里挖煤，超负荷地透支体力时，他的最高理想，恐怕就是什么时候能如普通人一样，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如今他达到了，他还能追求什么呢？

    从他的佝偻的身躯上，我还能寻找出当年在烟台一中，他挺拔健壮的身影吗？在他思想深处，我还能看到他反抗旧式婚姻，不避艰险离家出走，去寻求光明前途的斗争精神吗？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如今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这样一个干瘪的佝偻的老人，一个行将熄灭生命之火的老人……但是回过头来再想自己，与他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同二哥，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走着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作为人的命运，我们又有那么多相象的地方，也许这就是殊途同归罢了。我抱着一腔热情走上社会，我自认选对了道路，比二哥强。只是，我们都同样地把这一切想象得过于简单，在大时代社会变迁、政治斗争汹涌翻滚的浪潮下，我们命运的起伏跌宕，是无法完全由自己操纵的。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说的：“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们驱赶到地狱里。”

    宋群，曾任《辽宁日报》、《辽东日报》记者。建国后历任第四野战军《战士报》编辑组组长、编委，《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政治工作宣传处编辑、编辑组组长、副处长、总编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