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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林:爸爸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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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1-2009 06:12: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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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21世纪评论

    培云最近忙得焦头烂额,忙得连象哲学家们一样思考自杀这个严肃问题的时间都没有了。晨起收到余春林先生的来信与来稿,谈农村维权之艰,读来心有戚戚焉,特编发如下:

    培云兄:您好!但愿您还记得我(余春林),曾经给你写过《我还可以积极乐观——给熊培云兄的感谢信》。下面这是我去年7月份写的一篇文章,可算作乡村纪事了。写时也是比较有意识的。写完后,在网上看到张鸣的《民告官宿命中那只看得见的手》,很有同感。余春林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08年7月24日凌晨半点,地点是在我舅舅家。

我想,我写这文章的心情是平静的。我希望我能够比较冷静客观地把下面的事情陈述出来。这是我的亲历,是一次见证,希望那些关注、研究农村问题的相关人士能够认识到一些农村更为感性的现实。

2008年7月22日,我从扬州宝应,也即我的工作地方,回到老家——江西修水四都大坪村十组。

这次回家,主要是为了休息、调整。半年多在外工作,这次回来,我和爸爸妈妈茶钱饭后说了家长里短的话。但是,谈话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关于我、我的工作、我的工资、我的恋爱,而是村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针对这些事情,我和爸爸妈妈各自的态度和对策,分歧很大,甚至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大坪村十组有一个组长,这个组长没有经过村名的同意,擅自挪用了公款。这些公款的来源主要有:1、新农村建设遗留下来大概1万元;2、修理村里的一个池塘未果,有大概5千;3、把村里的一片土地买给别人建造房子,商家拿了大概1万元做补贴;4、我们组的一个石厂承包给别人打石,到目前为止,大概有5千元的租金;5、组里有一大片土地承包给别人,到目前为止,租金大概有3千;6、镇上拿了一万块钱给组里打一口井,未果,大概还有5千元;7、上面拨了五万块钱建设水渠,据说,只花了一半的钱,也就是还有2万的钱没有花出去。一共大概有5万3千块钱,当然还没有细算其他的公款来源。

以上的数据都是“大概”,是没有经过调查的。但是,当我听到这些后,跟其他村名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也都非常气愤。组只有那么大,发生了任何事情,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在对组长挪用了大家的钱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上,我的建议上:要把账目算清楚,组长要给每一位村民有一个交代;如果组长不愿意算账,那么就要上告的村里,还不行,就一级一级地往上告;最后还是不行,那么就只有上法庭。

我的爸爸妈妈基本同意的建议,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应该当“出头鸟”,因为那样是会“得罪人”的。而且,他们也并不打算要去告谁:一是因为起诉是要钱的,而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钱;二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告,因为5万多块钱平摊给每一个人(我们组一共有67户人家),一个也只不过两三白块钱,不值得;三还是“得罪人”。

对此,我也很苦恼。不错,起诉、“打官司”的成本太高了,得不偿失。他们眼中的成本是:一是钱;二是面子。在他们眼中,正义、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人的尊严是根本不值钱的,他们还要加以嘲笑。

我对他们说,有人这样不把你们当人,以为你们是蠢子傻子;而你们自己也活得窝窝囊囊,只会私下来互相埋怨一下。我甚至说,这很有可能导致家庭暴力。因为男人在外面受了气,不敢出声,但到了家里却是皇帝,把怨气就发泄到妻子和孩子身上。我的家就是一个实例,我的妈妈经常被爸爸辱骂甚至暴打。

但是,他们并不以为然,还说我是一个“读书人”,没有一点“社会实际”,只会“空想”。

他们所说的“社会实际”是什么呢?你去告组长,你根本告不倒。为什么呢?组长有一个大家族。爸爸跟我举了好几个例子。前己任组长都有人告,都没告倒他们,那些出头去告的人都遭了殃;我爸爸也当过组长,别人一告,就把我爸爸告倒了。为什么?我爸爸说:“因为我在这里是一个人。”我爷爷家并不在我们组,我爸爸基本上可以说是“嫁”到我妈妈这里来的。而我妈妈只有一个兄弟,也就是说我只有一个舅舅。我现在就是在舅舅家写作。还有一个实际上:组上很多人是“ 即得利益者”,他们别说不会指出组长的错,甚至还会维护组长,不把事情真相说出来。这样村里人就不统一,还不足够强大到“扳倒”组长的力量。

我就问:那怎么办?回答是:忍。就算是窝窝囊囊做人,也不愿“得罪人”。况且,“分到我名下的也就几百块钱,别人都可以忍,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自然是无法“忍”的。在我眼里,这与钱得多少并没有太多关系,至少不是主要关系。我没有问他们:如果每一个人可以分一万块,他们是否会去告组长?我就跟他们说,这是尊严问题,这是法律问题。组长哪怕拿大家的一分钱,都要经过大家的同意,来龙去脉都有账可查。

我和他们基本上都听不进彼此的任何观点,无法交流。当我和妈妈在继续辩论的时候,我爸爸就很严厉地、没有好脸色的大声呵斥我们。

我们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压低了声音的,而且几次三番地要求我“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因为我们家邻居是组长的兄弟,他们怕“隔墙有耳”。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很看不惯他们这样窝窝囊囊,鬼鬼祟祟的样子。当然,他们又要说我只是一个读书人,没有社会实际之类的话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几乎讨论了一天(23日下午和晚上,24日上午和午饭时间),但没有达成我所希望的共识。他们顽固,我也顽固。

为了证实他们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下午就去找其他村民说起这个事情。我第一个找到的是我的一个表舅舅,他一听说这个事情,声音也压低了几分。但很快就愤怒起来,他也认为组长挪用了不少大家的钱。而且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开村委会了。而村委会是要组长组织召开的。

我也问他该怎么办的问题?他说,要找到四五个人。我说哪几个?他们说了几个名字,但是我几乎都不认识,因为我长年在外面读书工作。但是,我知道运进。我就找了他。

运进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而且可能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有勇气的人。他独自一个人,在过去的两年内,三次跑到县城去揭发组长。他建议说,这不是四五个人的事,而是要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我就对他说,那我就把全村的人都叫来,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开一个会。他说,好。我们在定开会的地点时,我希望是在他这里开,但是他希望在我表舅舅那里开。很明显,他也不想“得罪人”。

整个下午我就跑遍了整个村子。在交流过程,怕“得罪人”是我最为强烈的感受,同时,他们的愤怒也是一清二楚的。我请他去开会,基本上都要询问一下。当我说几乎所有人家我都走了一遍,都表示会参加后,他们才满口答应说要参加。“敢怒不敢言”对我来说,不再仅仅是一个词语,而是真切的体验。我与之聊天的所以村名都愤怒,但是他们都不敢在公众场合言说。

开会的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八点整,我来到我表舅舅家们前,空无一人。十分钟后,开始陆续来人了。此前表示说要提前一点来的运进到八点二十了还没来,我此前特意留了他手机。但他的手机打不通,我只好跑到他去请。他出来第一句就对我说:我认为还是要叫XX(组长)来参加会。我说,那是大家决定的事情。然后我就随便去叫一下附近的人,请他先去。当我叫了两户人家去开会处时,我发现他居然还在路上。然后我和他一起走,他一再向我表示不请组长来开会“不好”。

8点40左右,人差不多到了,足有三十多位。凡是我叫的,都没有不来的;有些我没亲自叫的,也有来。

可是我并没有能全程参加他们的会。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她要我回家。我去叫别人开会的事情并没有让爸爸妈妈知道,因为那样他们是会极力阻止我的。我的妈妈看见我们坐在村民中间十分不安和生气,手里拿着一包盐(家里还有盐,根本不用买的。只是一个托辞而已),嘴里说是希望我回家洗澡。但第一次说我不去。没过几分钟,她又回来了,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黑着脸站在我面前。我就跟他回家了。

我觉得,我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到此为此,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怎么办是大家商量的结果,而我对村里的事情不了解。我也不是一家之长。再者,我要照顾我妈妈的感受,虽然她的观念在我看来是错的,可笑的,但她担心生气是真的。

到目前为止,我爸爸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干的。他只是知道别人在开会,但他不参加。我的妈妈想过去看一看,但被他严厉地制作了。我也不想捅破,对他说这事是我干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和爸爸坐在门口聊天,不想来了几个乡亲。其中一个滔滔不绝地说其村里的事,组长的事。并说他当面跟组长发生过争执,反过脸。当他说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窝囊废的时候,我说,这次会就是我组织起来的。我说的很小声,我爸爸离开把凳子搬开,好像我是瘟神,离得我远远的。

不多一会儿,他开始爆发,对我极尽侮辱之词。并无数次说: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从此以后我们断绝父子关系。并叫我立马收拾东西走人。

我妈妈急了,不愿意我走。几个乡亲也拉住我,说不要走。我那个时候也是逼急了,因为爸爸一直说“断绝父子关系”、“你立马走人”。我就说,可以,你白字黑字地写出来。他果真就去写了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要我签字。内容我已经记不住了,50个字的样子。希望它不会丢掉,当作一份资料来保存。

妈妈和乡亲们开始劝阻,我也开始冷静下来,虽然我已经收拾了好衣服和书籍,换了鞋。但我并没有马上走开,我依旧坐在家里。爸爸一直大声叫嚣着要我立马走人,我妈妈不愿意,爸爸就开始打我妈妈,但幸好乡亲在,被劝住了。我妈妈才免于毒手。

我就那么坐着,任凭爸爸怎么辱骂我,驱赶我,我就是不走。因为我觉得我没错,我也理解爸爸此刻的心情。如果我走了,我的家庭就破散了。为什么组长错了,受惩罚的是我和我的家庭呢?这是不对的。我也知道,爸爸现在被愤怒的情绪控制着,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他。只要我们这一家还一如既往地生活,那么我就是胜利的,也会给别人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

如果因为我当了“出头鸟”而弄得家庭破散,那么谁以后还敢当“出头鸟”呢?谁会去“得罪人”呢?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爸爸,身材魁梧的爸爸,向我下跪了。他用言辞无法驱赶我走,他就“求求你”,可怜巴巴地求我走。耻辱啊耻辱!刚才还对我大吼大叫,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皇帝式的父亲,顷刻之间,不顾男人膝下的黄金,跪倒在我面前。这是我见惯了的电视场面:前一刻还是居五鼎之尊的大老爷或者皇帝,当别人擒在手里,要他性命时,立马就变得卑躬屈膝,摇尾乞怜。

如同我看到这样的电视画面会立马换台或者干脆关掉电视一样,我起身拿了我的行李箱和电脑包,离开了家。妈妈拦住我,我很平静地对他说:我不会走的,我到舅舅家去,我走了爸爸就会平静下来,我希望他平静下来。妈妈松开我的手。舅舅家和我家是两对门,隔着一条马路。

我把东西放到舅舅后,就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去。这里居然还有差不多二十人,已经是10点半了。

我听了他们说了一会,知道他们后天就会去找组长清理账目。大家推选了几个人,其中甚至还有我,虽然我并没有全程参加。我即感到有点自豪,又有点担忧。自豪是因为大家信任,担忧是因为我实在不懂组里的事务。我跟他们去清理账目至多也是起一个监督的作用。想到,爸爸妈妈那么生气,极力反对别人去清账,我有点不想去。

期间,我说了一席话。大概的意思是:

“大家有什么事情,那是大家的事情,也就是公共的事情。既然是公共的事情就应该摆在桌面上来谈,是怎么样怎样。我个人并不是对组长的人品有什么看法,我只是针对事情。我听说有人要打架,我是很反对的,不要暴力,用说话来解决问题。把事情说清楚。我希望几个去查账的人能对得去大家的信任,好好查。你们也听到了,现在我爸爸闹着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如果组长又反悔了,那我们只能往上告,我建议大家个人出个十块八块钱,给那些被推选出来的几个人用,因为他们要花费一些精力时间和钱。”

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爸爸还在大声嘶吼着。我家里开会的地方也就隔70米的距离。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爸爸要跟我断绝父子的事情。我爸爸还几次三番地说:你们谁要去查账,我就要谁的命。我崽都不要,我还怕什么。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如此反对别人去查账。我甚至猜想爸爸是不是跟组长有什么勾连?但愿没有。如果有,那我也只能“大义灭亲”。

当我说到“打架”的时候,大家纷纷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也知道他们不会的,只是提醒一下而已。万一事情闹到很糟糕的地步,有人能站出来吼一声:不要打架。而我在家至多也就十多天。当我说到“往上告”的时候,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反对是因为怎么告,告不倒。但是最后,还是赞成的意见压倒了发对的意见。大家相互鼓气,显得很满意也很有信心。

会散了,我听到了一句话很受安慰的话:“好好查,要对得起老胡。”“老胡”是我的奶名,我听着很亲切。

会散后,我沿着马路一直走。走过村庄时,几只狗对我吠叫不已。继续往前走,我才感受到了夜的安静。一轮昏黄的月亮挂在天上。我没有听到蛙声。夜真是安静的。我也慢慢平静自己的心,思考这么一件事。

我在我小时候读书都要经过的拱桥上坐了下来。很是想不通,为什么大家怕“得罪人”怕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也想,这件事会怎么结束?爸爸真的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呢?妈妈怎么办?妹妹怎么办?

我只想清楚了一件事情:我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合适的。上帝会给出一个结果。而不管这个结果如何,我只会欣然接受。并且,我能为我走出这么一步而感谢上帝,我为我现在有好的、自豪的心情而赞美上帝。我本是一个软弱和容易被失败挫伤的人,但这一次我显得很坚强,父母的不理解也没有破坏我的心情。

想着想着,舅舅骑着自行车沿路来找我了。他也是批评我,说我就知道读死书,不切实际。我则告诉他,两个妹妹(也就是他的两个女儿,下半年一个高二一个高一,都在重点高中)以后也会和我一样,如果你认为读书不好,那就趁早不要让两个妹妹读书了。但是,舅舅和爸爸妈妈一样,丝毫不讲什么逻辑,他只会和你胡搅蛮缠,那里扯到这里,乱麻一团。到最后,总是显得他是对的,我则错得一塌糊涂。他们总是认为:当出头鸟是不对的;“得罪人”也是不对的;尤其是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家当出头鸟就不对的无以复加。

我并不觉得我不对,或许我做事的方式可以比现在更好一些。但我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合适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如果按他们的“忍”,则永远解决不了。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他们一个个活得那么没有尊严。但是,尊严在他们眼里不值钱。

我和舅舅快到家时,碰到了我妈妈和一个表姨夫。我也叫了表姨夫参加会了的。我妈妈在责怪表姨夫为什么不告诉她,以便她可以去阻止,不让村民来参加会。表姨夫说,老胡说是最后叫到我的,全村的人都叫完了(显然,我在请人参加会时候,几乎都会这样)。我妈妈明显对表姨夫的答案不满意。但也只能如此了。

后来,在我的要求下,我和妈妈又在月光下,向着拱桥的方向走了一遭。一开始,我就来了一个感情大表白。说如果爸爸真的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我希望你来工作的地方,我去租一套房子,你去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总之是我要饭吃,你不会喝粥。我还说,如果你真的跟我走,我会把拿两三千块钱给阿婆,这样你会走得安心一些……

但后来的交流表明我这样的表白是很幼稚的。我认识到,这是用组长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和自己的家庭。

我从妈妈那里得知他们怕得罪人是怕什么。她跟我说了几个例子。说以前有XX村名去告了一个村主任,就在另一天那个人的天被人糟蹋了,禾苗被别人扯掉,又一天家里的鸡不断死掉。妈妈说,有权势的人就明地里来欺压你,没有什么权势的就使暗箭。但我妈妈这个时候表现的很无畏:我现在也什么都不怕的,我不怕穷啊,毒死我一只猪,我就是穷一点。我不怕穷,我还怕什么呢。

在农村,要告一个人,要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她又补充了几个细节,都是关于组长的。她说着说着也对组长愤愤不平。

交流到最后,妈妈越来越接受我的言行,虽然最终还是无法完全接受。她已不再说我是错的,她认识到我是没错的。但是,即使如此,她还是不认为我就应该怎么做。我一句话一句话来分析,她只能哑口。她最后只能说:我只是希望你身体健康,心里快乐。

我就说,我现在心里很快乐。但是她似乎并不以为然,可也没有再说什么。

2008年7月24日星期四 03:44于舅舅家

    后记:偶然看到熊培云兄的《乡村纪事》,就想起半年多前我写的这篇文章。这文章,按照我父母的意见,别说论坛就是我自己的博客上也没发表过。这事的结果是:村长与几个村民代表核对了村上的钱,村长表示届时会把钱给大家。而我的爸爸妈妈似乎得了后遗症,每次打电话给我,总是提醒我,要忍耐。当他们这么说时,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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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4-1-2009 06:12:57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余春林:爸爸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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