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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明磊 | 评论(6) | 标签:北京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维权
背景:
北京出租车行业收车产生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一个圈地运动。北京规定私人很难办个体出租车牌照，于是出租车公司一开始就是一分钱没有，拿了国家一个指标，让司机去买车，买完车，当他们有了一定资本的时候，告诉司机取消买车，你要包车，建立劳动合同。实际上也没有建立，三险什么的，一个都没有，都是虚的。但是车份儿（司机交给出租车公司的经营许可证租金）可涨上去了,这样无形当中，就相当于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快完成了。最后告诉司机这辆车就值一万两万。他们现在完成了圈地运动，你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资本在他们手里，生产资料在他们手里了。2000年初中国朱前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怒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如同上海以前黑社会青红帮。的确在北京出租车司机实际上成为工奴：他们 70% 收入被公司剥夺。病倒的司机被逼在病床上交出份子钱，好似黑社会的保护费。光天化日之下，司机被踩住脸庞，血汗钱买下的车被公司抢走。而政府的官员与公司关系密切，甚至有公司的老板成为主管官员，一次次政策出台，加剧了掠夺与垄断。司机们买下车，车却不是他们的。司机们集体卧轨申冤.有人累死在车上.在这样的矛盾下，北京的司机们展开了自己的维权路。
口述实录
的哥的姐维权路
主持人：各位朋友，今天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请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谈谈他们的维权经历。
在目前的出租车管理体制下，他们的报酬与他们的付出极不成比例。今天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说一说他们的情况。
车殿光：抗争之路
我嫌今天的人太少，我想面对全中国的人，全世界的人，把我们的理由说清楚，把我们的冤屈说清楚。
2000年，那时候北京出租车业在做兼并重组。当时讲规模经营，大规模的公司把一些资质不合格的公司吞掉，这其实是一个市场更加垄断，更加集中的过程。原因是什么呢？司机花十几万买的车，一旦兼并就几万了，有的根本就是血本无归。等于是像强盗一样就给你卷了。
我们公司被新月公司兼并。新月公司通过兼并，由不到100辆车发展到几千辆车。当时我们公司属于融资性质的，我个人花了12万买了一辆桑塔那，开了大概三十个月。新月就算2万。
后来原来的老板回来了，他以为我们被新月公司成功兼并了。我们当时就把老板给截下来，把他弄在办公室里。我们在门口围了三道人墙，对警察说，“除非从我们身上轧过去，你们别想把老板带走。”警察管不了。最后一天早晨八点，他把后窗的钢丝网剪断逃走。剪出的口很小，老板又很胖，他就这样钻出去了。
后来我们找交通局，但不管；找法院，法院也不管。我们当时觉得特别绝望。处于一种特别绝望的境地，欠钱的跑了，各行政部门也没人管。我当时就问大家“想不想要钱？”大家几乎异口同声的说“要”；谁不想要钱啊！我又问大家，“怕不怕”？大家说，“不怕！拼了！”我说：“既然大家不怕，我来挑这个头，大家去买纸笔，我要上街，走哪条路线，大家跟着我，只要我不死，大家不要后退。”我问大家能不能做到，大家说得非常干脆，能做到。我也很有信心了。当时，前风挡贴着 “严惩诈骗犯”，后风挡贴着“还我血汗钱”。
当时，90多辆车。大概半个多小时，就把阵容组织完毕了。我们就浩浩荡荡地朝天安门方向开，大概到了长安街北口，发现警察已经站满了。马路上，到处都是防暴警察，每个人手里都有冲锋枪，戴着钢盔。
我下车以后呢，警察就端着枪冲着我来，问我，“你要干吗？”我说：“你一边呆着去，没你的事，你还拿着枪呢？你干吗来了？告诉你，该打的人跑了，不要拿枪对着我，我不怕你。”后来北京公安局治安总队队长跟我说，当时他们动作很快，我们出来也就半个小时，他们已经全到了。当时周围也围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
队长把我叫到一个小屋子里面。他说：“老车，咱俩心照不宣，你想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也不用说了，这件事你别娄子捅大了，北京市的最高层已经知道了。 ”我说“没关系，这件事儿我不是想要北京市的最高层知道，这还没到位。他知道就知道，我的目的是要江主席知道，让朱总理知道。我还没有达到目的，我还要继续走。”他说：“别走了，再走就麻烦了。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相关官员到位，就在三楼小会议室里，谈判。问题肯定得到解决。你看成不成？”我后来跟大伙一商量，大伙同意了，先把标语撕了，塞后备箱里，回去等着。我们三个呢就去了交通局三楼会议室谈判去了。
7月8号，我们跟上级单位，北京市交通局局长，北京市商会主任、出租处长梁建伟、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局长、副局长、出租汽车治安处处长，正式进行了一次谈判。大概有六七个局级干部正式跟我们一百多个司机见面跟我们谈，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张燕生负责跟我们谈这事儿。
他开始打官腔。说“首先呢，我对----会元？---公司发生的这起事件表示震惊，目前呢，正值申奥的冲刺阶段，如果由于你们的过激行为影响了申奥，你们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纠葛问题，我们必须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看。我们要以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我们要从全局考虑。 ”
我说：“局长您讲完了吧？”他说讲完了。我说：“我先问您一个问题。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法律上首先赋予人的是生存的权利，我说这个您承认不承认？”他说：“我承认。”我说：“那好，12万的车开了30个月变成2万，您不觉得这对我们的生存权利是一种剥夺吗？在生存的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您让我考虑申奥，是不是有点太难为人了？如果按照你的价格成交，我不想活到7月13号了，你还是让我考虑申奥的问题吧。现在外面已经有人把五公升汽油放好了，准备和某些人同归于尽，你对这样的事儿感到震惊吗？”当时他不说话了。
我又说：“再有，我对你说的政治问题，我告诉你，一开始我就没认为这是一种普通的事件，开始我就已经把它定性为政治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少数人暗箱操作，伤害广大司机利益。这是明摆着在和无产阶级专政作对。无产阶级的概念您还记着吗？看你的行为举止，你是有点模糊了，我先给你重复一遍。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主要目的是镇压一切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力量。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交通局的主管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广大出租车司机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也是共产党执政纲领里面的。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我想你的局长已经没有资格再做下去了。我们的过激行为是想让党中央国务院知道，下边的这些干部在怎样维护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在怎么增强她的公信力。这件事情，解决不好是你的失职，解决好了是你的责任。解决不好我们就开到中南海，让朱总理知道你是怎么当这个交通局长的。”我对他们说，我最憎恨的就是包庇对方的错误，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些话。你们应该把我看成善良的人，不要有什么误解。我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大家鼓掌，掌声持续了10几分钟。
张燕生说，车殿光先生讲的非常非常好，我现在代表北京市交通局，代表政府，向会元出租车司机郑重做出承诺，一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维护广大司机的利益，做不到就算我失职。最后，我们的车以9万的价格成交。116台车，从2变成9万，通过斗争维权，比较奏效，800万啊。
我觉得那次维权挺成功的。关键是他拿政治压我们,我们也用政治回击。
有意思的是那次游行起初时去了90辆出租车，后来点数就剩88辆了。嘿,那两辆车，看到警察就掉头逆行跑了。后来领钱的时候，这俩人也去了，挨了我们两个嘴巴，几脚。
我现在困惑的是，你有理吧，没人给你讲。你想喊吧，电台不是你的，电视不是你的，报纸不是你的。我们开庭的时候，去了43家媒体，写出东西的只有三家。人民政协报，新京报，还有一家忘了。
应该把我们开庭的那天整个过程，要放给大家，让13亿人民看看。老百姓都会知道谁赢谁输。法庭辩论太精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谁赢了。可是，我们却输了。
我问，治安总监何志荣，申请游行证的处长，你是不是想把我憋死啊，打官司，你不怕；游行，你不批，法庭，你不审。你是不想把老百姓憋死？有我这样的憋屈，你怎么打造和谐社会？一个失去公允的社会怎么有稳定可言？把我的钱放在你的兜里，然后让我不说话，跟我谈稳定，历朝历代都没有这样的道理。我告诉你吧，有我这样的人，社会别想稳定。有委屈不让说，社会就和谐了。你怎么不让杨白劳和黄世仁之间建立和谐社会？
邵长良 议会与法制之路
我讲讲我的维权经历。从九六年开始，我走的是议会道路。我先后写了三个议案，交由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整理后提出。三次议案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后来在政协也提过两次议案，也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就这样我耗费了大约五年的时间。效果非常差。代价也非常高。
后来我就联系媒体，向国务院，先后五百多封信。比较幸运的是发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的信起了作用,王克勤读了这信,采访了大量司机，发表《出租车业黑幕》这篇文章。
我们出租车行业有个臭名昭著的1648号文件,这文件吧,规定在十五期间北京市出租车总量控制在六万辆,不能增加,就是这个规定使我们司机没办法做出租车个体户.必须受出租公司盘剥.
这是北京市发改委文件。按行政法规定只有国家法律、省市直辖市以上的地方法可以作为行政许可法的依据。至于国务院各部委的文件规章，是不能够作为行政许可的依据的。等于是说这个法律依据是不合法的。
于是我们策划了一次行动.我们在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时共同向运管局提交个体牌照的申请. 当时我们申请的是2000多人，没有批准说是依据的就是1648号文件,说是控制总量不能增加出租车,这相当于对2000多人都实施了违法的行政操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宪法，法人、公民、经济组织等都是平等的竞争权利，不得歧视。行政许可法里规定，在经济领域给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另外出租属于公共服务业，是应该没有总量控制的。但是事实上相关文件里却有。法律核心内容是经过市场调节，然后是协会调节，政府介入已经是第三程序，且在前两种充分发展并且出现问题之时才能够实施。但是现在政府却第一时间介入了，是不合法的。
我们跟发改委交涉，要求修改相关文件。但是一修改垄断地位就改变了，所以他们不愿意修改。当时他们四个人跟我谈，也承认这里面有问题。说，这个五年计划不能改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改。
我说，这个制度在吃人，等下一个五年再让它不吃人，这一个五年放任它吃人。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1648号文件能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他们私下里都承认：不可以，但是不能够公开说这个。
我几次提出书面意见要求其证明其是合法依据。答复是：工作程序合法。至于是不是合法依据，那是北京市政府制订的。我说谁制定谁解释，请你解释，作出回答。但是他就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回避了。
这是开始的经历，接着是跟法院打官司，找北京市高级法院交涉。核心内容是它能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延期到什么时候？行政应该是透明、政务公开，我们要行使监督的权利。我要知道延期理由，要看看申请书和你批准的报告。法官不拿出来，口头解释。说这个案子不能判。说文件确实不能够作为法律依据。这样一来政府就败诉了。你看，公民认真了，市场放开了，我担心会乱，怎么办？
我说国家法律都这么规定了，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国家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呢？你执行就好了。
他说这个案件这样复杂重大，因此决定延期。我说决定延期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他说现在审也审了，没办法。所以这样在北京市范围内就压下了。
吴来池：上诉三个月过去了，执行了一个北京市土政策，北京市高院自己定的东西：备案。就无限期地拖下去了。他找不出办法判我们败诉，又不能让我们胜诉。
我们现在努力在这个份上，光明的希望一点都没有。
上次给我们做代理的，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法官就指着他说：“我不跟你说，你什么都不懂！”那个学生说，我是代理人。可人家不管你是什么代理人。法官就是这样，可是他忘了他拿的工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我让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叫什么都不懂啊？你还不懂开出租车呢？
社会的文明是方方面面的。我们上学时的老师给我们讲，一个人为了你的利益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也会以为他人的利益，牺牲你的利益。有一天，我们没有油水可炸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牺牲你的利益。实际上，在维护社会的文明，帮助弱者的时候就是在帮助自己，实际上在净化社会。
我觉得现在出租车司机是最底层的了。
董昕:工会之路
申请诉讼，申请个体，申请游行我也参加了。我呢，还另一种维权道路尝试。98年底，我们面临着公司被卖掉的危机。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叫<<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这本法规太好了，这不是为我们工人的天堂吗？法规规定职工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决定生产经营中的事情。经理也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我决定试试。
我们给工会部门沟通，说我们要组织职工大会。当时新公司以为我们要欢迎他们，老部门以为我们要欢送他们。我没有给他们说我们要选举职工代表。结果他们都赞成开职工大会。
我们是小公司，70辆车，加上管理人员，一共76个人。我们那天来了63个司机。我们租了礼堂，印了会标，63个司机全票选我当职工大会主席团主席，我立即提出了一个提案，内容是公司不同意转卖。我看集体企业条例上，写着，公司解散转让分立，必须通过职工大会决议。
我的决议全票通过。我把这个提案提交给他们，他们当时就懵了，没想到这个欢送欢迎大会开成这样，而且是全部合法的。
我找到工人日报，它非常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出了一篇专访，五篇专家评论。
2003 年3月10号，正是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支持我们这届职工大会。当时政治上风向就乱了套了。在开交接会的时候，职工把我拥到台上。让我跟他们说，说我们要开职工大会，要选自己的经理，我们要选举工会主席。当时气氛特别紧张，也特别兴奋。有的人说，把财物封了，把管理人员赶出去。有的在喊：“你别当宋江，被他们给招了！”
当时真的是群情激奋。我想了很多。交税要找税务局吧，年审要找工商局吧，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管理体制早晚还能回来。
但是那个时候，局长讲，你们选举职工代表，我们也出几个人，我们好好谈。他也想要溜。
我也是骑虎难下
两天过后，我们区工会来了个副主席,把大家召集起来，以宣讲工会法为名，讲波兰工会没有好下场，指桑骂槐，实际就是指我。
就像作法轮功工作一样，找了几个工贼。“让老郑给大家讲一讲，”老郑讲：“成立什么工会啊？？交20多元会费呢！给孩子买点什么吃不行呢。”然后他们说，“ 你看看老郑，多务实！你们跟董昕瞎闹什么？”然后弄了《退出职工大会》的表，如果员工不签，那么签合同就会有问题，剥夺你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后来有人打电话让我来，我来到后被人挡在门口。听到工贼在蛊惑，心情特别难受。脑袋里，我就想起巴黎公社那时候社员一个个倒下的场景，十分悲壮。
后来天意公司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地方工会和政府围剿下，暂时偃旗息鼓。
全国政协委员，提议修改工会法，就是因为这件事引起的。次年，工会法修改，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说，我们一个小小公司能够促进工会法，也是值了。
最近我找到北京市总工会我们片区区工会，提交了一份第六份职工意见书，要求上级部门批准我们召开第二届职工大会。我这只是跟他们发出一个信息，他们特别害怕。那天赵总跟我说，因为你这事儿，北京市总工会发了文了，通州区工会也发了文儿了，推荐职工大会制度。然后说下半年我们准备开。他们为什么要拖这么长的时间？他是想要做一个贿选的准备工作。他说：我是经理，你要选我，我给你减份什么的。我想起伊拉克大选，凡是持有暴力工具的一律不许参加选举。可现在呢，由经理来主持职工大会，那怎么办？他是经理，你不选我，合同我不给你签了，你怎么着？当时他也是拉拢了一帮工贼，下边活动。请司机喝酒，帮人减份儿。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
我也是希望各路神仙能够发一支民主志愿军，支援我这个上甘岭。（笑）
主持人：今天就到这……茶水费司机代表就免了……
评点:
草根的共同命运
现在无法确知，究竟全国各地的出租车业沉淀下多少冲突和苦难。正在全国出租车业推行的公司化，在一系列收车、拍卖、合并等眼花缭乱的政策之下，多数司机的利益被侵犯、被掠夺；这样一些给司机带来严重伤害的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司机竟然没有任何参与的机会。
实际的情况是，少数人决定了多数人的命运。当损失发生后，这些被任意鱼肉的出租车司机忽然发现他们竟然没有可以用来维权的有效手段。于是，在多数地方，当政策出台之后，司机选择的往往是上街直接对抗，正如04年在银川，在湖北，在江苏等等地方所发生的。这样的事后讨价还价手段已经被证明，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很惨重的。 究竟什么样的维权手段更好？又已经出现了多少好的维权手段？
我们社会对此视野狭窄，几至于一无所知。如同官员们往往对他们拍板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危害懵然无知一样，我们对于活跃在维权第一线的司机可以利用的政策、法律、语言、行动也缺乏深入的认知。或许北京的这些维权司机的经验可以填补我们的苍白。在他们那里，集体企业条例，意识形态话语，行政许可法，工会，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各类文件，甚至宪政、反垄断、市场化，都成为维权力量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勇气、不忍耐、坚持和团结，在一个习惯于噤若寒蝉的社会里更是维权成功的底线。
董昕、车殿光、邵长良、吴来池、王学勇、刘全来...北京司机维权队伍里的这些司机，在作为个体反抗公司用“收车”政策剥夺属于他们投资的出租车时，各有精彩的表现：董昕组织职工代表大会要求对出租车集体企业的财产"正名"，车殿光组织司机上街游行争取了更大的补偿额度，邵长良多年来出入人大、政府部门，坚持呼吁对出租车业进行反垄断的市场化改革...
作为团体，他们在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时共同向运管局提交个体牌照的申请，用走行政许可法程序的方式启动出租车业的改革之路。所有这些尝试都是空前的。宪政之路不是空泛的概念，它充满了冲突、争取、努力和心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略这些发生在草根的努力：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草根。我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因此也应当学会尊重彼此的努力，分享彼此的经验和痛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或许，中国的进步、人们命运的改变，才是可以期望的。
（郭玉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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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0-2008 14: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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