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兄弟,你在故乡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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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0日,温家宝在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百余名大学生畅谈心声时说,明年最担心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跟就业有关,其最有一是农民工返乡问题,其二,大学生就业问题。

　　近日,农业部数据调查得出,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已有780万人提前返乡。返乡农民工有什么心声,返回家乡后他们的生活如何?　　□本报综合报道

返乡路漫漫忧心事重重

　　往年,在珠三角工厂里的外省民工,春节要想休个长假,往往要动用各种关系跟厂领导说情。今年,不少工厂却主动给工人休“无薪长假”。

提前享受“无薪长假”

　　来自四川的杨女士,在深圳宝安区汇员鑫塑胶厂负责开机和打包装。她说,工厂原有上百人,后来走的走、裁的裁,现在就只剩下30人左右,做着一些零星的订单。前两天老板也给她放了2个月的无薪春节假期,虽然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但这假长得还是有些让她担心:还能不能回来,家里毕竟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

　　李斌所在的深圳宝安区某玩具厂,主要是做外销产品,工厂从11月份开始订单量骤减,为此老板从11月初就建议员工开始放春节假。最终公司把他的假一直放到明年的3月20日。

　　黄伟军所在的东莞大展五金有限公司,是一家有200人左右的小厂,产品虽然主要销往美国,但凭老板的人脉关系,厂里还能维持正常的生产,因此没有裁员。“但还是给十多名员工放了两个月的无薪长假,这无疑会给厂里省一笔钱。”

学校放假后,

再现返乡潮

　　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郝净喜面前小山般高的行李很是引人注意。他在珠海做木工已经15年,今年回家把整个“家”带上了:水桶、衣架、热水壶、棉被等,甚至他还给家人捎了不少新的玩意——他给父母带了电热暖炉,给老伴捎了一个暖手壶。

　　郝净喜说,工厂将近20多天没有开工了,所以他和老伴商量以后,向老板辞工。家在江苏徐州的他,家里还有自耕地,所以回去以后可以和老伴一起种地,再也不出来打工了。

　　12月12日,记者在东莞东火车站和东莞汽车总站看到,虽然返乡的人没有广州火车站多,但有一个相同的景象:带家当如电视、冰箱的乘客多了。“拖着大大的拉杆箱,提着红白蓝编织袋,扛着纸箱,随身的物品中还不时露出电风扇、电饭锅等用过的旧电器……”车站只好将乘客与行李分车运。

　　据客运人员分析,外省民工搬家潮可能还在后面。由于学校还没有放假,那些有子女在珠三角民办学校上学的老民工,要等到下个月上旬学校放假才会回乡。为此,一些长途客运站提前做一些应急准备。真正搬家回乡的大都是一些在珠三角拖家带口的老民工,他们一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难以支撑小孩上学等家庭开支。

80后农民工:

故乡已像是他乡

　　在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记者也发现不少稚嫩的面孔。1988年出生的王晓风,先于父母提前回四川老家。他说,他的父母还在东莞的厂里工作,家里现在只有爷爷,但和爷爷不是很熟。“如果将来真的要留在家里的话,和爷爷的相处就是一个大的问题,爷爷不喜欢我的牛仔裤,不喜欢我的风筝头。”与王晓风一同返乡的同龄老乡有5个。现在厂里已经没有工作了,而自己又没有什么技术,对于过年后的打算,他们很困惑。

　　他们中大多数生在珠三角,学在珠三角,又在珠三角开始第一份工作,他们对珠三角的熟悉甚至超过家乡。回老家?觉得那像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6岁就随父母到东莞生活的河南固始县的李明,虽然前天也失去了工作,只好回家过年,但他始终觉得这是暂时的,迟早要出来的。



返乡长途车满座　劳务经纪人“冬眠”

　　19岁的王盼是驻马店市正阳县新阮店乡人。一个月前,她离开东莞市一家电子厂回到老家。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哥哥、嫂子,以及同村小姐妹。“我初中毕业出去打工。每年只有到过年放假才回家,时间很短。”王盼说,“今年是我打工以来最早一次回家过年,也是在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玩,很多姐妹都不太习惯这种空闲的生活。”

　　和年轻人相比,三四十岁的农民工因为家庭经济压力大,往往把外出务工作为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刘冢村村民陈建修回乡前在广东从事电焊焊接工作。记者见到他时,他在为不知何时能重新开工而犯愁。“种地收入只管全家温饱,要负担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这些开销,得出去打工。”陈建修说,“我每年都利用农闲时出去,一年赚万把块钱,现在突然歇下来,不知今后怎么办。”

　　从有关部门统计情况看,短期内回流的外出务工人数呈激增态势。信阳是河南省劳务输出大市,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约230万人。信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务工办统计,11月30日全市返乡农民工为6万多人,到12月10日,返乡农民工人数上升至11.3万人。信运集团第三客运公司经理黄国民介绍,近来,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发往信阳的客车客流火爆,几乎都是满座,正常情况下,这个季节是长途客运淡季。农民工返乡时间较往年相比提前近一个月。

　　往年年前就开始忙碌劳动力输出的农村劳务经纪人也明显感受到生意惨淡。正阳县吕河乡朱腰村劳务经纪人高洪涛几年来主要为东莞、深圳两地的工厂招人。“去年这时候已经在忙着联系登记闲散劳动力了,今年这两个月基本闲着。”



民工回家投身农业　土地流转纠纷增多

　　民工群突然返回,一下子打乱了湖北省潜江市高石碑镇党委书记刘江海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再就业,还要考虑基层的稳控工作。”刘江海说,全镇24个村,几乎每个村都有人失业回乡。“返乡的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刚回来大家都忙着访亲探友。如果一段时间再找不到事做,赌博、打架这类治安问题马上就会冒出来。”刘江海说。

　　土地流转纠纷“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不仅让村干部们担心,村里的种粮大户也觉得不安。

　　高石碑镇渔淌村村民孙绪成是远近有名的种粮大户。从2002年起,孙开始在村里承包土地,不仅承包村里的40亩地,还转包其他五户村民的口粮田,目前他手上的耕地已达到90亩,一年纯收入12万多元。这位种粮大户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孙绪成说,他和村民的转包协议是一年一签,目前正值平整土地。拿不准转包的土地会不会被要回去,他至今不敢有太大的投资。村民之间的转包协议都很不规范,有的甚至只是口头协议。这让孙绪成这样的大户很为难。

　　“转包土地只有进行长期规模经营才能见效益。如果中途要回去,先期投入的肥料、人工如何算?有的为了平整土地、养地力,甚至停种一季,每亩累计投入高达三四百元。而每亩地一年转包费最多两百元。”显然,如果中途退地,种粮大户会损失很大。这在高石碑镇另外一个村得到印证,在长市村一组,李良智将11.52亩耕地交给弟弟李良永代耕。弟弟不久前病逝,李良智也从外地返乡,打算收回土地。长期负责耕种的弟媳张腊香不愿意退地,双方口角不断。经过镇经管站多次调解才得以解决。　

　　流转的土地如果不能有序退回,同样影响着返乡民工的生活。笃实村村支书孙勤安告诉记者,农户种田的产出效益不高,但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土地,返乡农民的日子将更加困难。大家都不愿看到农民失业又失地的局面,但土地流转的纠纷已经开始上升。

　　“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这实际上是一种流转的风险,湖北省农业厅经管局副局长万志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民工返乡是一次反思土地流转的机会。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一种代耕制度,其流转的程序和合同极不规范,城市经济好时,打工者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表面看来不易发生纠纷,但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时,民工返乡,流转风险就开始显现。

失业农民工各地巧安置

　　成都:从2009年1月4日起,成都市外返乡农民工、2008届以前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此前因企业经济性裁员的失业人员,这三类人群可申请领取市政府发放的价值500元的就业培训券。就业培训券采取实名制发放管理,不得转让使用,每人限领一次。

　　山西: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和企业管理培训,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山西政府部门承诺: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可同当地其他农民一样,在农机购置、粮种使用、农资购买、畜牧圈舍建设等方面给予扶持。返乡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可以享受阳光工程的补助。

　　湖北: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农民工返乡监测报告制度,将过去每年春节后开展的“春风行动”招聘会提前到12月,目前全省已有16.5万返乡农民工在当地餐饮服务、加工制造、商业贸易等行业实现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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