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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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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27-2013 06:40:4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中國大陸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倒影
分類:二戰資料&趣聞
2009/05/02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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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倒影

作者:徐百柯

正式以現代人物命名的街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只有三處,即西城區的佟麟閣路、趙登禹路,東城區的張自忠路。此三人,均為捐軀抗日疆場的將領。

經歷過抗戰的人知道他們,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新中國的一屆屆中學生也許並不知道他們。原因很簡單,如果他們不是聽老輩子講過的話,他們獲取歷史知識的主要渠道———他們的歷史教科書中,一直沒有出現這三個原本重要的名字,直到1986年和1992年。

1986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國統編初中歷史教材的“說明”中寫道:對1982年版中的抗日戰爭部分作了修訂。

1982年版教科書中,對盧溝橋事變後的戰事描述相當簡略:“不到一個月,北平、天津相繼淪陷。”而在1986年版中,“1937年7月下旬日軍全面進攻平津,中國軍隊頑強抵抗,29軍副軍長佟麟閣以身殉國。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失陷。”

1986年版中,敘述同一時段史實的章節,從此前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變為“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和共產黨敵後戰場的開辟”。

其中,張自忠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出現:“1940年5月,日軍以重兵進攻棗宜地區,國民政府軍隊進行狙擊。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親自率領部隊向日軍側後出擊,威脅敵人後路。後來,他們被萬余日軍包圍,大部分戰士傷亡,張自忠也為國壯烈犧牲。”

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為九年義務教育新學制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中寫道:“29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殉國。為了紀念他們,人們在北平將兩條馬路分別命名為佟麟閣路和趙登禹路。”

我們從歷史教科書以外的著作中得知:1937年7月28日黎明,日軍在飛機、重炮配合下,對北平四周的29軍陣地發動總攻,並集結優勢兵力,重點進攻駐守在南苑的29軍軍部。副軍長佟麟閣和132師師長趙登禹,率領守軍兩千余人及投軍抗日的愛國學生一千余人浴血奮戰,二人均負傷,堅持戰場指揮。下午,在奉命向大紅門一帶轉移時,佟麟閣頭部再負重傷,英勇殉國。趙登禹率余部繼續向黃亭子附近轉戰時,胸部連中五彈,當場犧牲。1940年5月16日,第33集團軍中將司令張自忠在湖北“棗宜戰役”中,身中六彈,犧牲在大興山區戰場上。他是中國抗戰犧牲在前線的官階最高的將領。

抗戰勝利後,北平市市長何思源於1947年3月13日簽發訓令,將南溝浴大街命名為佟麟閣路,北河沿大街命名為趙登禹路,鐵獅子胡同命名為張自忠路。

1952年,毛澤東親自為三人簽發了烈士證書,作為“國民黨將領”的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其抗日功績得到新中國認可。這正是解放前由國民黨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條街道得以在新中國繼續沿用的原因。

34年後,張自忠和佟麟閣進入新中國中學歷史教科書。又6年,趙登禹進入。

隨之進入的,關於抗日戰爭,還有另一些重要的變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版本中,1956年版和1978年版都沒有出現對抗戰的全面數據統計,1982年版首次出現。其中,“八年抗戰,人民軍隊共殲滅日軍52萬多人,偽軍118萬多人”。1986年版中,此項數據變為:“八年抗戰,中國抗日軍民共消滅日軍 130余萬人(注釋:其中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共消滅日軍52萬余人),偽軍118萬多人。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教育部新制定的“歷史課程標准”所編寫的2001年版中學歷史教科書中,講授抗日戰爭的一課名為“血肉築長城”,其中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即以“中國軍隊”的線索統攝全文,不再出現新中國成立以來一貫的表述方式———“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片面抗戰路線”和“全面抗戰路線”、“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副總編輯兼歷史組組長蘇壽桐老先生感嘆,編歷史教材是一件“復雜”的工作,“我這幾十年是天天在河邊走路啊。有時候晚上突然接到上面的電話,讓明天去開會。‘文革’前有一次,突然說是印度抗議我們教材裡的地圖,把歷史上人家的地方劃進中國了。總理很生氣。於是有人通知我,我連夜搞清楚情況,才知道問題不是出在我們這裡。”

今年82歲的蘇壽桐1953年調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擔任歷史編輯室副主任。他調入之後,聽社裡“傳達”過一些情況。解放初,毛澤東曾問:“編教科書有沒有專門的機構?”回答是“有,具體由‘人教社’抓”。毛又問社裡有多少人,回答是“二三十人”。毛於是說:“那怎麼夠呢?二三百人都不多,一定要從大中小學優秀的老師中調人!”

蘇壽桐說,1949年以前,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等出版機構各自獨立編寫教科書。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意識到思想教育陣地非常重要,課本要統一編寫,“不能你高興怎麼編就怎麼編”。“ 中央考慮到要抓課本這塊陣地,當時成立出版總署,下面專門有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胡喬木、胡愈之、葉聖陶他們都在裡面”。

據人教社社史記載: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召開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決定由教育部和出版總署共同籌建負責編輯出版中小學教材的專業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了社名。

蘇壽桐回憶,當時的歷史編輯室大概有八九個人,是除語文和數學外人最多的。“因為當時學蘇聯,蘇聯的歷史課時多,特別重視歷史”。“班子組起來了,關鍵是按什麼思想編書。當時幾乎天天討論啊。肯定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具體到歷史,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當時學術界有爭論,我們都研究過,還登門拜訪過鄭天挺這樣的老先生。還好,你講透了,這些人其實不反對唯物史觀。第二,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能只講漢族的歷史。我們的歷史,共產黨編的歷史,一定要是多民族的。第三,朝代要不要?我們認為還是要的,這畢竟是中國歷史的特征。第四,農民起義的問題。毛主席說只有農民的這種階級鬥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我們以同情的觀點來寫農民起義,這和舊課本是不同的。第五,近代的劃分問題。我們認為1840年是近代史的開端。”

這些討論的產物是1956年版中學歷史教科書,共四冊。其中第三冊由蘇壽桐獨立編寫。“當時由於對曾國藩、李鴻章否定,所以他們辦洋務也是錯的。我一直的觀點是曾、李在辦洋務上並沒有錯,所以就把洋務運動寫得比較中性。”

這種“中性”的評價是這樣的:“洋務運動的目的不是使中國富強,而是用外國資本主義的技術鞏固封建統治,阻礙了中國社會向資本主義的發展。但由於新式機器的應用,產業工人數量增多,無產階級力量比以前壯大了。僅僅從這點來說,官辦的軍需工業還有一點進步作用。”

1978 年版中,對洋務運動的定性是:“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982年版中,與此基本相同,只是後面又加了一句“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2001年版似乎可以理解為提供給中國中學生的最新評價,“洋務運動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

不難看出,對洋務運動的評價在逐漸上升。但“基調”似乎變化不大,“客觀上”仍舊是一頂摘不掉的“政治帽子”。在蘇壽桐之後擔任人教社副總編並主持歷史組的王宏志女士告訴記者,多年前,她曾被當時國家教委的一位副主任找去,語重心長地說:“對洋務運動的負面評價不能變。”“文革”後期,鄧小平恢復工作。蘇壽桐向記者回憶了當時他聽說的情況。鄧小平說:“教材還是要一套的”,於是問起原來那個班子,別人告訴他人教社都解散了,人分到全國各地。鄧小平說:“這支隊伍建起來不容易,要調回來。”“鄧小平有魄力啊!調人困難,他說,給你們156個名額,把人調回來。出版社的房子被鐵道兵占了,他說,把西苑飯店撥一座樓給你們。我還記得,那是9號樓。我們提出需要外國教材和資料,他說,給你們10萬美元,叫外交部通知各大使館,注意買教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他點名,‘編教科書的同志全部要請’。”

據社史記載:1977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要重視中小學教育,“關鍵是教材”,要集中力量編印中小學教材的指示,教育部立即調回了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骨干力量,並從全國各地借調人員編寫中小學教材。為貫徹鄧小平關於“要引進國外教材,吸收外國教材中有益的東西”的指示精神,人民教育出版社使用中央撥給的10萬美元專款,開始從美國、英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購進大中小學教材,供編寫教材參考。9月25日,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教育、科學會議代表時,同時接見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的成員。

蘇壽桐說起自己和同事編的歷史教材:“當時我們膽子大,敢提被批臭了的孔子。但用的標題是‘孔子的反動思想’,畢竟膽子還不夠大。所以,四人幫被打倒後第一版歷史教科書,黑字標題‘孔子’,但是是‘反動思想’。後來我每次出去講座,說到這個問題,台下都會鼓掌。”

1978年3月第一版、6月第一次印刷的教材中,在“孔子的反動思想”標題下寫道:“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潰的奴隸制的反動主張,創立了儒家學派……孔子的反動思想,後來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維護封建制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而在僅僅9個月後,1978年12月第二版、1979年6月印刷的教材中,標題已變為“孔子的思想”,不過表述並沒有變化:“孔子的思想,後來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維護封建制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可以想見,1978年9月入學的學生和1979年9月入學的學生,其接受的歷史信息,有著某種本質的區別。

1986年版中,在“孔子”的標題下,“精神工具”的提法也被取消,表述為:“他的學說後來成為我國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

2001年版中,標題變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表述為:“後來,孔子的學說成為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對後世影響極大。”“搞歷史可悲就在這兒,跟著形勢跑。”在談話中,蘇壽桐這樣感嘆。

《中青報》


初中12年歷史教科書的變遷
金羊網 2005-07-01 10:02:01

1992→1994→2003→2004

對比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92年、1994年、2003年、2004年的初中歷史課本可以看到,過去的教材描述國民黨消極抗戰,在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在抗戰的同時,國民黨多次反共,如黃橋戰役、皖南事變……但在新教材裡面,這些“小節”都被刪去,兩黨在抗戰中發揮的作用都受到尊重。新教材更為強調日軍的血腥罪行和中華民族一致對外英勇抗戰。

營造全民團結  抗戰愛國氛圍

在國民黨軍隊抗擊日軍的細節描述上,舊教材給人留下國民黨軍隊消極抗戰、不斷丟失國土,一潰千裡的不良印像。但在2003版新教材中,這種“一潰千裡”的描述和“片面抗戰路線”的定性評價都被刪去,反而增加了金振中、申仲明、池峰城等國民黨守軍堅持到底,奮勇殺敵的細節,營造一種全民團結抗戰的愛國氛圍:

1992年人教版教材

●在“國民黨豫湘桂戰場大潰敗”一小節中的描述:

“ 日軍調集14萬余人向河南進攻,國民黨駐河南的40萬大軍不戰而逃。僅一個多月,河南全部失陷。當地人民對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深惡痛絕。河南省一位參議員專程去重慶情願,控訴國民黨軍隊在作戰中,官跑得比兵快,兵跑得比日本人快。……日軍不費一槍一彈,占領南寧。為了擴大戰果,日軍僅以3000多人追擊國民黨軍隊。國民黨軍幾十萬人望風而逃,一直被追到貴州省的獨山鎮,連地處大後方的貴陽、重慶,都驚慌不安。”

●對於凇滬會戰、平型關大捷和台兒莊戰役的總結:

“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戰,粉碎了日本企圖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但是,國民黨政府害怕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壯大力量,實行不發動群眾,只依靠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這就無力阻止優勢敵人的瘋狂進攻,太原、徐州等地相繼失守。1938年10月,廣州、武漢也被日軍占領。中國又丟掉了華北、華中、華南的大片領土。”

2003年人教版教材

●台兒莊戰役國民黨守軍奮勇殺敵的細節:“營長金振中進行了周密的布防,時時警惕日軍的行動。面對強敵囂張的侵略氣焰,全營官兵同仇敵愾,他們在吃飯前、睡覺前都要高呼:‘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

“ 在台兒莊戰役激烈的時候,日軍憑借炮火優勢,攻入台兒莊城內。守城的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立即組織敢死隊,准備奪回陣地。戰士們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仍然踊躍報名。池峰城宣布:每名敢死隊員賞大洋30塊。報名的戰士當即表示:要錢干什麼?我們打仗是為了讓子孫不作日本人的奴隸,是要爭取民族的生存。敢死隊乘夜色衝入敵陣,白刃戰中,有的受了傷,又從血泊中爬起來,用大刀砍殺敵人;有的拉響身上的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

國民黨在抗戰中反共內容有刪減

此外,舊教材還花大量篇幅介紹國民黨幾次反共浪潮、國統區的黑暗統治,但這些內容在2003版新教材中都不復存在。

1992年人教版教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後,蔣介石集團並沒有完全放棄反共方針。在日本帝國主義政治誘降下,隨著敵後抗日根據地和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他們反共反人民的傾向日漸增長,不斷掀起反共浪潮。”

“1940 年秋,蔣介石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撤退到黃河以北,企圖趁機圍殲。……1941年1月,皖南新四軍9000多人從安徽涇縣雲嶺出發,准備渡江北上。行至叢山環繞的茂林地區,遭到埋伏在那裡的8萬多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和襲擊。新四軍將士浴血奮戰七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大部分壯烈犧牲。”

“1945年5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繼續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拒絕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次大會的另一個主要任務,是動員國民黨全黨的力量,准備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搶奪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

國共兩黨在抗戰中作用評價有細微變化

如何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不同版本的教科書在評價的字眼上也有細微的變化。

如1992年、1994年版均表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抗擊了侵華的大部分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2004年版則表述為:“中共領導根據地軍民頑強抗戰,成為抗擊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決定性作用”的字眼已經被刪去。

關於“南京大屠殺”篇幅上有增加

新教材相比舊教材雖然在抗戰史部分大量縮減,但在南京大屠殺這一事件上卻增加了篇幅,列舉了更多照片、日本報紙史料,並增加了日本篡改教科書等新內容。

2004年版:“按照國際慣例,紅十字會是站在中立立場上的,交戰雙方不得侵犯它。但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喪心病狂的日本軍隊竟然衝進紅十字會和其他國際友人設立的‘安全區’,大肆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把安全區變成了黑暗、悲慘的人間地獄。”

“東史郎是當年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雙手沾有中國人民的鮮血、罪惡使他的靈魂不得安寧。20世紀80年代以後,他多次來到南京,真摯地向南京人民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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