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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彪:最后的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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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19-2013 18:13: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赵宗彪:最后的抗战老兵
发布时间:2013-08-16 14:20 作者:赵宗彪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931次

——中国驻印新六军抗战老兵袁祥彬老人访谈录


  引言


  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不能由自己把握,他将作什么选择?


  一个江南的世家子弟,为了不做亡国奴,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铁血战士,转战于印度、缅甸的海外战场。作为国军少校,他在南京亲历了日寇的两次投降仪式。当内战的烽火点燃时,作为中国人,因不愿将枪口对准同胞,他决然地选择了避回故乡。改朝换代的大革命到来时,他因为家中的田产,以地主的身份沦为了贱民。肃反运动的到来,让他从城市贫民变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成了西北青海湖边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30多年的牢狱生涯后,他重新回到江南的故乡。他生活困顿,甚至于捡拾死人的衣服,但是,面对着要承认自己是“俘虏”才能得到的救助,他平静地选择了拒绝。他现在每天凌晨两点到早上八点念佛经,并以此谋生。对过去的一切,他已云淡风轻。


  --这一切,就是92岁的“驻印新六军抗战老兵”袁祥彬的人生轨迹。


  袁祥彬先生,是浙江省天台县仅存的20名抗战老兵之一。而在7年前的2005年,这样的老兵,天台尚有60多人。而就在我采访袁祥彬先生的那几天,又有一位名叫叶万火的抗战老兵走了。


  如果仅从外表看,袁祥彬老人与一般的九旬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他面容清癯,身形消瘦,但步伐依然坚定,从他的步伐中,依稀可以看出军旅生活在他身上的留痕。


  天台是袁祥彬老人的故乡,也是笔者的故乡,李白的“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写的就是它。这是典型的山区县,素以民风强悍著称。史书上说天台人“风气刚劲,志士尚义,百折不回”,民国《天台县志稿》称:“天台人,多聚族而居,重宗谊,善团结”,有“好勇斗狠之风”。好斗之地必出骁勇之士。1942年5月,曾一次性就有1445个天台子弟报名参军,组成“天台兵团”奔赴抗日前线,一个小县参军人数竟为全省第一,天台由此成为浙江省抗日模范县。


  在整个抗战期间,当时总人口23万人、男丁只有12万的天台县,共有7600多名子弟参加国军,其中为国捐躯的天台子弟有1462人,占整个台州抗日烈士的三分之一强(台州九县市区共有3905名国军将士战死于抗日战场,其中三名将官)。


  那些没有牺牲的抗日将士们,一部分在抗战结束后,参加了内战,战死于内战战场;一部分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收编在共产党的军队中;还有的,则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收编在共产党军队中的那些老兵,有的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死在异国的土地上,那些幸运的,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作为新中国的退伍军人,他们的一般生活都有了保障。


  生活得最不如意的,是当年抗战结束后回家,没有参加内战的抗战老兵们,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部分人难逃劫数。“劫后余生”的袁祥彬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袁祥彬老人的经历堪称传奇,或者用“坎坷”二字形容更为准确。他是现在还活着的20位天台抗战老兵中,唯一参加过印度、缅甸远征军的中国军人。


  从抗战英雄到“历史反革命”,他的青春岁月,一部分耗在抗日战场,大部分耗在了劳改农场,他在青海湖呆呆了整整三十年,直到1988年才回到老家,而此时,他发已白牙已松。他去劳改时,儿子还在呀呀学语,回来时,儿子已是满面尘灰的中年菜农,而他的两个女儿,在离乱的年代里,因为无法养活而送了人,大女儿至今杳无音讯。


  这个抗战老兵的身后,有太多的故事,亦有太多的不幸。


  2012年1月26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初四下午,整个天台县城还弥漫着欢天喜地的过年气氛中,我走进浙江省天台县城关新华巷6号的一所百年老宅中,第一次拜访了袁祥彬老人。


  此后,我又同袁祥彬老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七次访谈,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在20多个小时的长谈中,袁祥彬老人也从最初的拘谨、对我略带戒备,到完全敞开心扉。


  历史太过沉重,又太过无情,在大时代中,每一个人都被命运的洪流裹挟着,个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微弱,袁祥彬老人的一生仿佛没有起承转合,就直接被命运的抛物线甩出了预定的轨道。


  老人家的方言口音很重,所幸笔者是同乡,无任何语言沟通障碍,下面就是笔者与老人家的访谈实录--


  一、17岁时,大家庭的二少爷,成为黄埔军校的年轻学员


  (1月26日下午,晴天。我在朋友梁立新带领下,来到袁宅。袁宅就在天台县城关赤城街道办事处对面,容易找到。这是座典型的江南四合院,以前是大户人家的住宅,气派不凡,石料精细,木工考究,到处是雕梁画栋。


  袁宅木门紧闭,但未上锁。我们在门外高叫“袁老先生!”“有人吗?”均无人答。


  巷子外锣鼓喧天,立新兄说,是否老先生在外面看热闹。转出门外不上一百米,是居委会门前小广场上,正在演出民间戏,送福禄寿禧的讨口彩节目,围观者有上百人。没看到老人。


  回到袁老家门口,推门喊叫,还是没有音讯。立新兄掏手机给上次带路来袁老家的朋友打电话。朋友说,他耳朵背,没听到,没锁门,人肯定在楼上,你们直接上去好了。


  我们推门进去,从窄而陡的木楼梯上去,老人家果然在楼上桌前木椅上肃然而坐,左边是玻璃窗户。


  袁老站立相迎,精神不错。他与立新兄是第二次见面,还有印象。我们说明来意--想请老先生讲讲自己的经历。


  第一次的访谈,是在袁老的楼上进行,其他的七次访谈,除了一次在楼下,都在袁老楼上的书房进行。书房是老式木楼板,有两个书架,上有一些抗战的书,中国古典文学的书,医学的书,还有武打小说,他说是孙女的书。今年的挂历是抗战题材的远征军的黑白照片,二月份是一个中国士兵在晨光中吹号。这个画面一下子就把人带到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赵:我在网络上看到您的事迹,您的故事非常动人。想请袁老先生说说以前的经历。


  袁:没有什么好讲的。以前也来过一些人,向我了解抗战的事,我说了一些,后来他们发到了网上。我也看过一些,把我明显地拔高了。


  赵:听说您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是同盟会员,浙江省重点中学天台中学就是您外公创办的?


  袁:是的。我祖父叫袁英桧,在上海办过秀兰书院,参加过同盟会,后来,为躲避清政府的抓捕,变卖书院,回到杭州,死于杭州。


  我父亲叫袁受廉,有三个兄弟,他是长子,还有三个姐妹。


  我外公叫王文柱,又叫王禹生,是清朝举人,办了天台中学。我们家在天台已历七世,祖上做过官,当年产业很大。民国时,天台要建县图书馆,地产就是我家送的。


  赵:您是富家子弟,是地主家的二少爷,有文章说您家直到土改时,还有田500多亩,房屋200多间。有这么多吗?


  袁:有没有500亩田我也不清楚,但是,如果包括山林面积,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田到解放时可能没这么多了。听父辈说,那时天台城西边造第一座木桥,全部木料都是我们袁家的。为了木桥的长远可用,特地划出50亩田,以租息来维持这座桥的日常维修运行。


  我们家田产的确不少,田产在那动荡的年代里,损失很大,主要是土匪将我们的管家请了财神(指绑票--赵注),怕赔人命,家里将新昌的几个庄园田产都卖了赎人。我祖上在新昌做过知县,我们家的田产,主要在新昌。到土改时,分到我名下的只有20多亩,我就成了地主。当时十几亩就会划地主。


  赵:您父亲呢?


  袁:他也是地主。当时我哥哥在外面工作,我在家做裁缝。我父亲、两个叔父和我,共四个地主。主要是我们太老实。有的人不登记,就没事的。


  赵:没想到卖田地吗?


  袁:家里人口多,就靠地租过日子,父辈三兄弟尽管说分了家,但是,房产、田产都不分,还是合家,有20多口人,不敢卖。当年叔叔曾卖掉新昌的部分田产,奶奶知道了,马上跑过去干涉掉。所以,一直到解放时,田产还有一些。


  赵:房子有那么多吗?有200间吗?200间可是了不得的数字。


  袁:房子有没有200间,我没数过,但是,(他用右手划了一个大圈)城里这边上的,都是我们袁家的,有五六个道地(即四合院--赵注)。如果数间数,200间估计没有,大约150多间。新昌那边的,我也不清楚,当年都是父亲他们在管理。


  赵:您家里是否在县里很有势力?


  袁:当时算是上等人家的。除了有田产之外,舅公也很有威望,他叫陈钟祺,字敏璘,号一阳,是我奶奶的弟弟,同我奶奶很好,人称天台的宋江。他留学过日本,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当过两届的省议员,见过大世面,在县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运气好,在解放后土改前就死了。有一件事,说起来好笑,就是我哥哥10岁就当保镖了。当年县里有一对男女,订了娃娃亲,后来,女方悔婚了,男方也没办法。女方另嫁他人的时候,男方决定来抢亲。女方同我家是远亲,怕路中抢亲,就让我哥哥参加送亲队伍,让他坐在高头大马上,两边各有一个壮汉保护着,防止他从马上跌下来,走在送亲队伍的第一个。想抢亲的一看,是袁家的人保护,就不敢抢了。说起来还真好笑(笑)。


  (这时楼梯响,上来一个年约六十的妇女,高声地问袁老:“经念好了没有?”袁老看看我们,说:“没有没有,你下次再来拿。”妇女同我们说,他年前说好的,肯定念好了,因为你们在,怕打击。我赶忙对老先生说:“念经是好事,我们都支持。以前我祖母也天天念经,是好人。现在也没有打击了。”但是,老先生还是不松口。妇女只好怏怏而走。走前小声地对我说:“他胆小,你们在,不敢拿出来。那我明天再走一趟。”)


  赵:您有几个兄弟姐妹?


  袁:有8个,兄弟6个,姐妹2个,长兄叫袁祥铭,长我5岁。他也先于我到部队当兵,后来一起读黄埔,在不同的部队参加驻印度远征军抗战。他学的是开汽车,懂技术,不是打仗的,后来参加起义,归了共产党。以后却又被遣返回家,在电厂工作,八十年代去世的,只有66岁。还有一个弟弟刚去年(2011年)去世。其他的四个兄弟都还好。一个弟弟在淮阴,当年也是跟大哥出去的。我还有很多表兄弟,像高汉(原北京电影厂副厂长--赵注),在北京,像曹天风(诗人,革命党人,抗战时周恩来到浙江绍兴,他代表绍兴士绅迎接,并与周有诗词唱和。--赵注),都有名。俩姑丈一个叫曹国栋,一个叫曹宝钜,都是(国民党)天台县党部的领导。


  赵:您出生于哪一年?


  袁:我生于1921年7月6日,农历是6月19日。


  赵:我看1988年12月31日签发的您身份证上的编号是332625210723001,您的生日应该是1921年7月23日,2000年11月4日填发的户口簿,也写着是1921年7月23日生,号码是332625192107230015,但是,您的退休工作证是却是1929年2月出生,差了8年。哪个更准确?


  袁:我不知道他们填了什么。但我知道今年是92岁了,我属鸡的,我每年的生日都是以农历6月19日过的。青海劳改农场上的时间,可能是想让我迟几年退休。


  赵:您几岁开始上学?


  袁:四五岁开始,开始念的是私塾,跟舅舅念,地点就是他家的堂前(即客厅--赵注),有20多人一起。读了三年,这时天台有了第一所文明小学,校长是个女的,叫袁品真,我就转过去了,因为读过书,就插班在三年级开始读小学。小学读了三年,转到天台中学上初中。


  当时的天台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初中读了两年,就去育青中学上高中,上到了二年级。这时,上海、宁波、杭州等地相继沦陷,大批学校的学生与老师迁到了天台,上海的大公中学也迁来了,天台中学才有了高中。以前能读高中的人非常少。


  赵:放着好好的富家子弟不当,为什么高中没毕业就想到去考军校?


  袁:当时是机缘凑巧。一是书没办法读了。常常跑警报,因为日本人的飞机要来丢炸弹,为了安全,我曾经陪奶奶到赤城山尼姑住的山洞紫云洞里一两个月。外地常常有难民逃到天台,诉说敌人的残暴。学校里老师也天天报告日寇的暴行,我们高中的同学都热血沸腾,希望为国家出力。哥哥早就出去当兵了,他当兵时学的是通讯,已经在上饶工作。二是在我舅公陈钟祺家看到《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招生广告,还有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给舅公的信,要求协助招生的。应西是仙居人(同天台同属一个专区--赵注),少将,省议员,同舅公是同乡加省议会同事,信中要舅公介绍有文化的学生来考试,条件从宽。我马上报了名。舅公到到学校一动员,又有20多人报了名。当年一起去的人,都是天台人,现在只有我活着。舅公给应西写了一封信,由我带去。家里还叫我带了一点茶叶给应西,作为礼物。


  赵:您母亲支持您去吗?您才17岁。


  袁:支持。国家要被日本人灭亡了,我是中国人,是男人,当然要去打仗。她很支持。何况,又有舅公的介绍,而且大后方也有家里的亲戚,所以,她也放心。她给了我6块大洋当路费。她说,要听长官的话,打完仗就回家。


  赵:后来回家,她还在吗?


  袁:我在成都军校学习时,母亲就去世了。得到消息,我非常悲痛,也想回家。但是,当时长官不同意我回家,说是国难当头,当尽大忠。那时要回家,路上也充满风险,起码也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我只好痛哭了一场。所以,离家后,再也没有见到母亲。


  我出去考试的那一年,是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后,当是1938年,天气不冷,不是冬天。


  赵:一同去的人都录取了吗?


  袁:都录取了。因为有舅公的介绍信,放宽了条件。考试的路途非常遥远。我们从天台出发,到绍兴坐的是木炭车,就是要手摇发动,以车背上的木炭作动力的老式汽车。到绍兴后,再坐火车到江西上饶参加考试。考试是在敌机的炸弹声和我军高射炮的轰鸣声中进行的。报考的人,大多是江浙沪一带的学生,录取后就是军人了,共有2000多人录取了。我哥哥当时也在上饶,他在做通讯工作了,这次也参加了考试,也被录取了。


  我们开始向成都军校所在地行进。长途跋涉了两三个月。有时走路,有时坐车。因为上有日本飞机轰炸,下有地面战场要绕开。我们避开战火纷飞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丰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到贵阳、重庆,最后才到达成都军校。路上非常辛苦,有的学员死于疾病,有的死于炸弹,也有的吃不了苦,半路跑掉了。


  赵:一到就学习吗?


  袁:先进行复试。我因为年纪只有17岁,到学生队学习,后来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第二大队,一般称黄埔17期。同学都是江浙一带的人,我们二大队的队长是张建冲,他是东北人,黄埔14期的学长。我在二大队学一年,课程是炮科,因为炮科要测量计算,必须有文化基础。


  赵:学习的地点在哪里?学习紧张吗?


  袁:我们军校的地点在成都。当时的成都进了大量的机关,办公地点基本上都放在寺院、祠堂等处。总队驻在草堂寺,住不下,我所在的分队住青羊宫,离城区近,同学校也近。操场很大,是清朝的时候就有的,每周去集中一次。学习很紧张,因为到处要人,学了一年就毕业了。


  赵:毕业后马上就工作吗?


  袁:没有,先是留在军校带新生团,也是带后来的学弟们。一年不到,才去新岗位。


  我被分配到重庆防空司令部,驻防于朝天门,授少尉军衔。我们的长官是临海人,从美国留学回来。


  赵:所有的同学都有地方去吗?


  袁:不是的。有的同学到部队后,因为没有尉官的职务,不愿干,也有回家的。


  赵:听说当时的军校毕业生都有一把佩剑。您有吗?


  袁:有。这剑是成仁之用,意思是不胜就死。也就三十多公分长,上面镌刻有“尽忠成仁”四字。以后带回家。解放后,父亲怕受牵累,把它埋哪里了,还有几个勋章,都没有了,或者谁拿走了。还有照片等,都没有了。留着非常危险。


  赵:您的哥哥以后去哪里了?


  袁:哥哥先是在成都的黄埔军校学习,后来在成都的机械化学校学习,他从贵阳出国去印度。但我们在印度没见过面,双方都不知道兄弟在那边。他在那边是战车营的搜索排排长。


  赵:到印度去是自己要求,还是上面指派?


  袁:自己要求。因为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希望为国立功。作为远征军,也特别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去。因为当时教育不普及,绝大部分士兵不识字,命令也看不懂。有中学文化程度的,更是少数,在部队里非常抢手。所以,我一报名,就批准了。还有许多中学的毕业与未毕业的学生,都投笔从戎了,号称“十万青年十万军”。


  二、一个学生,变成中国远征军的铁血战士


  赵:您是哪一年出的国?


  袁:1942年。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的丁江机场。到印度后,我编入中国驻印军新六军的军部情报队,也叫谍报队,任区队长。我们的大队长是少校,名字忘了。在印度和缅甸总共有两年多时间。我们的军长是廖耀湘将军。情报队的工作,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将山头地形一一编号、测绘,以利炮火攻击。我们侦察的地方,常常紧靠敌人前沿阵地,十分危险。为了防止被敌人抓住后泄密,我们的图纸上都用代号。平时整训,我们的情报队负责驻军的警戒安全。我们大队隶属军部领导,由参谋长李涛直接指挥。李涛后来当了副军长。所以,能经常见到军长他们(笑)。


  赵:打过多少次仗?


  袁:记不清。我们去后,前面半年是集训。军校学的东西,事实上非常简单,同战场本身根本不一样。那边有一半时间是雨季,不能打仗,一半时间才可以打。真实的战场,攻打城镇时,是看不到人的。我们先以飞机轰炸,再以大炮轰炸,然后才是士兵冲击,等我们冲上去的时候,大部分敌人都已炸死了。最可怕的是队伍在行进中遭遇敌人,在丛林中与敌人相遇,这才是恐怖。


  战争就是死人多。想起来都可怕(满脸肃然)。我的命能够留下来,全是战友们的命换来的。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在丛林里,战友的遗体,如果不及时挖坑深埋,第二天最多只剩下一架白骨,因为那里有蚂蚁、虫子、野兽,会将遗体吃掉。吸血的蚂蝗非常多,蚊子也成群地飞。我们在丛林中,只能住在树上,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人除了背包,还有一把独特的开山刀。还有一件雨衣,能挡风雨,也可当吊床,还能做帐篷。我们战友之间,相互之间都留下遗言,如果自己牺牲了,就请战友将自己的头发、物品和信带回家,让自己的灵魂,跟随战友回到故乡。


  赵:伤亡大吗?


  袁:我们出国时同批去的战友7000人,回国时,这批战友只剩下2000人了。


  赵:您的战友有给您嘱托吗?


  袁:我们相互嘱托,谁牺牲了,战友就带他的遗物回家。一个河南的战友,战死了。他是在丛林遭遇战中死的,行进之人,被敌人先发现、被刺刀刺伤,抬回来后,不治而死的。那边的草有一人多高。我实现他的遗愿,只能将他的几根头发,小心地包起来,专门带回国,将他的头发,安葬在开封的烈士陵园中。希望他的灵魂,也回到故土。我们所有牺牲的战友,没有一个人的遗骸能回到故乡,都留在了异国他乡。如果建立了坟墓,我们就将他们的墓碑面朝祖国的方向,将遗体的头,朝祖国的方向。都是青年人死,死去的都是活蹦乱跳的青年(老人一脸肃穆之情)。


  赵:您当时军队都是美式装备吗?


  袁:我们新六军和新一军都是美式装备、美式训练、美式给养供应,是当时中国军队里装备最好的。衣服是冬发呢料衣裳,夏发卡其制服,武器更是好得不得了,全是美式军械,我用的是美式卡宾枪。食品也是美式的,许多的肉罐头,都可以尽情地敞开吃,官兵一致,都吃得非常健壮(笑)。训练也是美国式的,我们接受得很快。最稀奇的是,他们对弹药供应非常充分。训练中,我们一天打的子弹,比国内训练一年打的还要多。美国人只要你少死人,不在乎浪费子弹。有一次,广东的少将营长带兵,在丛林中行进,没有派出先头部队,结果被日本人伏击,后来尽管反败为胜,但是,我方死了一百多人,美国人大怒,说这样带兵怎么行,虽说打胜仗,但死了这么多人,不行,要枪毙营长。后来,中国长官不肯,将功抵过了,不奖也不罚。这个营长叫张片凡,后来从少校升到中校。但是,回国后,他就不干了,回家了。美国人认为人最宝贵最重要,子弹无所谓。他们不管谁牺牲了,遗体一律空运回国安葬。这才是对战士的爱护和尊重。打仗其实就是打经济。在印度、缅甸战场上,中国军队特别能战斗,就是因为装备、训练都不比日本人差,甚至比日本人好,中国人非常勇敢,所以,美国、英国军人都向中国军人竖大拇指。


  赵:同友军联系多吗?


  袁:常联系。美国军人也同我们联欢,也派慰问团来慰问演出。他们的女兵很大方,请我们跳舞。最有趣的是,我们同“野人”打交道。在反攻野人山时,林莽万里,荒无人烟,只有少数的当地居民,我们称他们为“野人”,也称山头人,因为他们都住在山顶上,有集市,但是,集市也是在树上,将树离地一米左右砍平,在上面盖帐篷、铺木板、建房子,卖吃的、穿的东西,人都不着地。我们吃的东西都是美国的罐头肉,就是素菜也是罐头装的干菜,有土豆、干豆等。我们常拿衣服、鞋子、米之类,同他们换新鲜的菜吃。他们的生活习俗同我们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现在想想,也觉得是奇怪(笑)。如果没有战争,我不会跑到外国,也不会看到这些世界奇观。


  赵:后来战局如何?


  袁:我们打了很多恶仗,伤亡也大。我们经过野人山时,因是丛林,无法大部队作战,战线就拉得长。经过原来中国军队败退之处,景象非常凄惨,常常看到累累的白骨,都没有入土安葬。


  我们是中国军人,为了保家卫国,大家都非常勇敢,没有人当逃兵。就是想逃也没地方逃。1944年春天,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从湄公河一直打到密支那河,打了两个多月。到密支那河时,有很多友军了。盟军的飞机也空中支持。我们都是先空中打击,再大炮轰炸,然后再上步兵。前两阵炮火过后,抵抗力就不大了。密支那差不多炸平了。打仗就是打金钱。盟军有钱,所以,炮火非常充足。


  赵:您那时是什么军衔?您立过战功吗?


  袁:我军校毕业时为少尉,后来,因为军功,从中尉而上尉军衔。当时在国外,军衔比较特殊,有功即提级,但是,职位有限,就有高衔低职的情况。我的少校军衔,是回国后提升的。对我来说,这些军衔,同牺牲了的战友的生命相比,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英雄都已牺牲了。我有过三枚军功章,分别是攻下马英(音)、马贡(音)和密支那以后得的,都是美国人发的。两块父亲给埋了,在哪里也不知道。还有一块,当时曾从家里找到,带到青海劳改场,被队长拿去了,没有还给我。他说,反正你放着也没有用。


  赵:常想起战友吗?


  袁:想。但是,看不到战友了。他们只能出现在我的回忆里。


  赵:当年一起在国外打仗的战友现在还有联系吗?


  袁:没有了。绝大部分都不在了。几十年没联系,也不知道他们下落。有的人知道他可能活着,但没办法见面。杜月笙的儿子叫杜维生,现在美国,当年就是战友。当时我们情报队隶属军部,同很多学生出身的官兵接触较多。上海一个煤炭大王的三个儿子,也是战友,名字叫谢伯年、谢春年、谢永年。还有上海银行家的儿子,名字忘记了,都是军校的同学。在战场上,没有任何人特殊。他们的父母,也没有谁来要求特殊待遇。临海也有一个战友,名字记不起了。


  赵:他们是有钱人,也是自愿来当兵的吗?


  袁:当然自愿。以前我们的风俗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对军人是看不起的。但是,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青年,当然要当兵打仗去,才能不做亡国奴。他们虽说是有钱人,但在部队里,没有任何特权,表现也很好。当然,有钱人不愿去的也有。


  赵:您有受伤过吗?


  袁:没有。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情报队隶属军部,相对安全。另一方面是我的运气好。我哪怕训练时,也没有受过伤。部队的减员,许多并不是战场上死亡,而是伤后得不到及时治疗死的,也有病死、饿死、累死的。


  赵:在那边有遇到过同乡的战友吗?


  袁:没有遇到过。听说有天台人同在远征军,是回国后知道的。那时,不知道。我们在军部,活动范围大一点,消息来源多一点。在连队的战士,不大能外出,相互之间联系也少。


  三·一个少校军官,见证日寇的两次投降仪式


  赵:您几时回国的?


  袁:本来我们可以乘胜追击敌人,但这时,国内战事告急,蒋统帅打电报到军部,命令我们回国。我在军部,所以最早知道。当时日本人打到贵阳,直逼我们的陪都重庆,而我们是中国军队里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所以只能是我们回国作战。


  回国前,全军在密支那誓师,廖耀湘军长亲自讲话:我们国家要灭亡了,作为军人,必须与国家共存亡。我们新六军官兵士气高昂,口号响彻云霄,决心回国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回国时间是1945年5月。我们也由美国的飞虎队运回中国,出国也是他们运的。从印度的丁江飞到云南的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到湖南沚江机场。回国后,我的军衔升为了少校。


  有个故事有意思:我们新六军的一个营奉命去接防一个友军的一个团驻地,这个团长大怒,说上峰看不起他们,让一个营来接管一个团的防务。但是,等到我们营的人马一到,他马上傻了眼,二话不说,交防。因为我们营的官兵,都是美式装备,军容严整,威风凛凛,官兵们一个个吃得壮实健康,充满英武之气,他自叹不如(笑)。


  回国后,我们开始整训,反而没有机会打大仗了,因为战局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去受降。


  为什么让我们新六军飞到南京去受降?是因为我们新六军战斗力最强,最有威慑力。当时,尽管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但是,我军去南京受降,一般的部队去,还怕镇不住鬼子兵,同时,也要防止他们动武,所以,让我们这支最精锐的部队去。事实上,许多日本兵对中国人还是不服气的。我们新六军在外国都打败了日本鬼子,在国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让我们新六军去受降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足以告慰我们牺牲的几千战友。这是我们六军的光荣,也是我一辈子的光荣(笑)!


  赵:听说受降仪式进行了两次?您都参加了吗?


  袁:是这样。这也是我的人生奇遇。一次是9月9日上午,在南京陆军总部礼堂。一次是9月9日下午在南京新街口。我都有幸在场。


  我们到沚江后,日本派了人来洽谈受降事,他们鞠躬谢罪,要求我们接受他们投降,谈了受降的时间、地点、仪式、程序等具体事项,开始准备正式的受降仪式。我们随即也飞赴南京。


  我们新六军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进入中国首都南京的中国军队。能够给新六军如此的殊荣,是因为我们新六军在印缅战场上,战绩赫赫,打出了国威。这是数千名牺牲了的战友们的功劳。


  进城的时候,我们乘坐缴获的日本人的汽车,敞篷式的卡车,一式的美国服装与枪械,一个个精神饱满、喜气洋洋,欢迎的群众看到自己的军队来了,纷纷呼口号、放鞭炮,送香烟,万分激动,我们也非常自豪。我们情报队就驻扎在军校礼堂,与举行受降式的大礼堂仅百米之遥。


  第一次受降式是南京陆军大礼堂。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工作。时间是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整。我亲眼目睹了不可一世的日寇头子岗村宁次等,向中国长官何应钦等脱帽、鞠躬、致敬、谢罪。这个仪式,标志着在中国战区的120万日本鬼子全部放下武器投降了。仪式只有15分钟。


  第二次受降式是当天下午3点钟,在大街上。我们在街口专门搭了受降台,设在新街口,即中山路与黄埔路的交叉口。台子三面临街,一面是老百姓,一面是军人,一面是机关干部。我担任台下的警戒,防止有人破坏。各个街口都布置了警卫。整个仪式庄严隆重,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日本人冈村宁次上台向中国人道歉,鞠躬。他会讲中国话。台下的老百姓高呼口号:“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如果没有我们在警卫和组织,老百姓会把台上的日本侵略者打死的。


  下午的受降仪式结束后,我们又举行了阅兵式。


  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且是参加了抗战的军人,不但手脚无损地活着,而且有幸参加了侵略者的投降仪式,是上天对我的厚爱。我是代表更多的牺牲了的战友,获得这份荣誉的。今天想起来,我还非常高兴,非常自豪(笑)。


  赵:到南京后,您还有打仗吗?


  袁:战争结束了。谁愿意打仗呢?打仗是没有办法的事。打仗不但死人,生产生活都破坏了。南京虽然解放了,但是,战后的南京,满目疮痍,一片荒凉。日本军人走了,大部分日本人也跑了。日本人很有组织,都是打着“向中华借路、送难民回家”的旗帜上路的。(1945年6月底、7月初,败退的日本侵略者10000和4000多人,分两批过境浙江省天台县北上,其中第二批也打着“向中国借路送难民回国”的白字红旗,但这两次,日本人都一样地烧杀奸抢,暴行如故,犯下滔天罪行。过境前后共10多天,因国军不敌,日本人所经天台之地,惨遭浩劫,皆成人间地狱。--赵注)南京的店面没有一间开着。这时候,我的工作有了变化,我调到了军械科,负责接收敌伪资产。我们情报队原来有100多人,回国后,胜利了,许多人走了,只留下三四十人。日本人早就将可移动的东西搬走了、变卖了,我们能接收的,基本上是不动产。我前任的科员,据说是没收了一批日本人的呢料子后,连人带物一起失踪了。


  有一件事,说起来还有点戏剧性。我们在接收敌产的时候,要去登记一所房产。里面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出来说,这是我们廖耀湘军长的义父和广丰家,这个房子是廖军长买来送他们和家的,和家是军长的救命恩人,不能登记。我们也弄不清楚真假,就没有登记。后来知道了,原来南京保卫战失利后,当时廖军长是中校参谋主任,全靠和广丰家的营救,才逃出南京日本人的魔掌。那个管家要我也认和广丰为义父,可与军长同辈,我说不愿意。后来,我曾看到过廖军长从那所房子出来,估计那管家没说谎。文革中,有人来调查我们军长当年的事,说军长送了400大洋给和家。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当时全是用纸币,银元不通用的。我就据实说了。但他们不相信。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常常能看到廖军长,回国后,就看不大到了。但他经常到下面视察检查。有一个星期天,我的同伴们都上街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军校驻地,我在练毛笔字。这时,廖军长带了一干人来视察,看见就我一个人,就问他们干什么去了,我说上街玩去了。军长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我不喜欢上街。军长走后,对他的属僚说,袁祥彬是一个防守司令。后来,战友们都叫我为“防守司令”了(笑)。因为这是我们的军长亲自说的。


  赵:您在南京时同您的哥哥见面了吗?


  袁:没有。我从印度回国后,在湖南曲靖的火车站执勤,看到一个士兵在爬火车,就过去制止,一看,却是同乡,天台人叶良标,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他说,你哥哥也回国了,这几年我们都在印度缅甸打仗的。这时,我才知道,哥哥也在国外战斗。大概叶良标同我哥哥讲了,不久,哥哥打电话打到我们军部,再接到我所在的队,通了电话。但是,人一直没有见面。我同哥哥见面,是在我回家之后。他迟我几个月回家。但他回来后只在家里三四个月,又出去了。


  赵:您在部队不是好好的,又升了职,成为少校了,按现在的说法,您是县团级领导了,为什么还要回家呢?


  袁:抗战胜利后,大家都厌战了。许多人都偷偷地跑回家,我们队原有100多人,在国外牺牲了四五十人,回来后,又跑了一部分,跑得只剩下30多人。跑得最多的是学生出身的官兵,他们有文化,有思想,不会盲从。所以,很多当官的不喜欢识字的人,喜欢文盲,他们容易听话,叫做兵蠢将智。因为打仗太残酷了,谁愿意打仗?如果不是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我们才不愿去的。现在日本投降了,当然要回家去。这非常正常。


  我们新六军后来从南京移防上海,我仍然从事敌产的接收工作。我接收了日本人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记得在江湾,造得非常气派,火车可以直接开到司令部里面。日本的侨民都自己集中起来,住在一起,准备回国,他们这时倒是非常有纪律。常有中国人到他们住地大骂。


  这时候,国共开始交战了,我们新六军要去东北。一部分人先去,从上海坐船去东北。当时以为太平无事,准备不足,途中有一个排的武装被江苏的土共(指共产党游击队--赵注)包围缴了械。军部很震惊,就命令以后去东北,一律进入作战状态,全部轻装出发。所以,以后就没有事发生了。东北是林彪在和国军打,苏联支持。苏联将日本人的武器和人力都给了林彪,利用日本人打国民党。总的来说,还是美国人对中国好。


  四·一个不愿打内战的战士,脱下军装成了平民


  赵:您是如何回来的?


  袁:我当年当兵,是为了打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不喜欢打仗。我当然要回家。对打内战,我没有兴趣,也不想参与。我就请假,要回家探亲。上面同意了,准假一个月。我就这样回家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上面就是不同意,也是要回来的,因为上海离家很近了。


  赵:不去的人多吗?


  袁:多。很多人一回国就跑回家了。打仗并不是好事。有文化的人一般不愿意打内战。抗战打仗,是没有办法的事。当时还有一个战友一道回家,他是临海人,也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名字忘了。我们一起从上海坐船到海门(即今台州市椒江区--赵注),雇了一个挑夫担行李,再步行到临海,在战友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到天台的家。


  赵:路上安全吗?


  袁:不安全。我们出发时,长官交代,现在兵荒马乱的,不要带枪回去,不是怕我们不回来,而是说,你带了枪,容易被别人打死,没武器反而安全一些。我在临海回天台,经过一个路廊的时候,看到一些可疑的人,就不敢在里面休息,站在外面。我和挑夫走后,后面的人,就被抢了。我当时虽然只是一个人,因为穿着军服,土匪还有所顾忌的,怕我有武器。当时的治安很差,土匪很多,社会非常乱。


  赵:您有多少钱带回家?


  袁:我带回家的钱,都是纸的法币,可以买20多担米。我算是比较节省的人,所以有点钱。当年我们在印度缅甸的时候,发的是卢比,在云南都可以通用的。但是,打仗的人,今天不知明天的生死,大部分人都是有钱就化了,不愿意存钱。胜利后,战友让我去向军需处长官问:我们胜利了,能不能发钱?军需处长官说,我们没有钱,现在全国穷得很,要建设,哪会给军人发钱?打仗是义务,是为国效力,没钱发。大家就一笑了之了。当然,我们打日本人,没人是为了钱的(笑)。


  赵:家里还好吗?


  袁:母亲早已不在了。奶奶也在母亲去世两年后走了,那时,我还在外国,并不知道消息。在家住了一个月,临海的同学来信,约我一道回部队去。我说不去了。我不想打内战。临海的同学之所以要回去,不是他想打仗,而是他家里穷,在家无法谋生,所以他回部队去。不知以后他是死是活,从此没有了音讯。可能在东北战场上死了。如果没死,可能去了台湾,可能做了共军的俘虏,以后如果不是战死在朝鲜战场,也不会有好下场的。他的名字我都忘了。


  赵:部队来催过吗?


  袁:来信催过,但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内战。我们的大多数战友,都不想打内战。没意思啊。两边都讲对方不好,我听谁的?中国人打中国人,听了就不舒服,我就不参与了。


  (大约上午10点,一个中年妇女推门进来,大声地说;袁爷爷,有你的信。袁说,哪来的?妇女说:广东的。袁老说,以前也有人寄来过。我替他拆开,是一张贺年卡,怕袁老看不清楚,我念给袁老听------


  袁爷爷:在方军先生的博客上看到您的经历:七十年前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您和千万同仁志士挺身而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驱逐倭寇,才换来今天的和平和发展。


  作为晚辈,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心底里敬重和爱戴前辈们!我们要好好记住您们的英勇事迹,深刻反省那段历史,从中汲取教训。


  另外也感谢方军先生不辞劳苦、四处奔波,记录这段宝贵的史实,让世人得悉。


  值此新春来临之际,给您拜个早年!


  衷心祝愿您


  身体健康!寿比南山!龙年吉祥如意!


  晚辈敬上


  2012年元旦


  这位妇女说,她是袁老的邻居--后来知道,她是居委会主任,叫许才妹,很健谈--她说,当年他老婆可苦了,丈夫在坐牢,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身份又不好,常常去卖血过日子。后来只好将女儿送给别人。袁爷爷从青海回来后,对老婆非常好,少见的。可惜他老婆死得早。苦命的人。袁爷爷的事,如果有人去反映,会早点解决,但是,他家里没人弄,就没人理。她说,她帮过袁爷爷向街道反映过多次,总算将补助解决了。现在每月也有500多元的生活补助,还有老人的一些补贴。这几年才好,常有人来看他。起先,来看他的人送他东西,他都不要。后来,我劝他,这是人家的心意,不接会伤人家的心,他才接受。她问袁老,女儿今年来过了吗?袁老说:过年前来过电话,说春节有事,不来了。不来就不来。袁老有点生气。我打圆场说,可能她家里有事,迟几天会来的。)


  赵:在家里平安的日子过了多少?


  袁:这段时间不长。三四个月后,哥哥也回家了。他后来去了上海,因为他的军校老师在上海,当一个汽车营的营长,哥哥懂技术,就留在老师那里了。后来他们整个地跟了共产党。直到反右时,才被遣回天台。


  我之所没有回去,有几个原因。一是自己不想打仗了,打内战更不喜欢。二是家里父亲也希望我留下来。母亲去世了,哥哥出去了,弟妹又小,希望我在家照料。那时非常乱,社会不安宁,各种谣言满天飞,家里确也需要有一个成年男人。


  尽管家中有田租收入,但是兵荒马乱的,人心惶惶,也不大可靠了。因为日本人过境的洗劫,因为社会的动乱,盗匪遍地,家境已大不如前,除了名义上的田产,收租也困难了。财产就只有几个老院子,但是都住了自己家里的几十口人。家中也知道了如果真的共产党来了,要革命,总得自己有生存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一件手艺在身。于是,我拜师学了裁缝手艺,以便自己以后谋生。学会手艺后,在县城街上租了店面,开了裁缝店,还带了一个学徒。后来就解放了。


  赵:按理说,您家如果划地主,也不会轮到您呀?为什么您会是地主的成份?


  袁:我家父辈有三个地主: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我的两个叔父都是大学生,一个是美专毕业,一个是会计学校毕业。当时大学生全县也没有几个。只有我父亲是中学文凭。他曾当过一个小学的校长。


  我为什么也会是地主?因为我爷爷的弟弟没有儿子,他就要从兄长那里选一个男子作继承人,也就是从我们六个兄弟中选一个。哥哥是长子,当然不能给别人继祇,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老二的头上了。因为我叔公的田产房产记在了我的名下,我名义也就有了20多亩田产,所以,就成了地主。也是因为我们老实,有些人不登记,就没事了。这样,我们一家有20多口人,出了我父亲、两个叔叔和我四个地主。他们三个是真实的,我这个,是捡来的。


  五·一个青年地主,变为城市贫民


  赵:天台是1949年5月解放,土改是1951年5月完成。您结婚是什么时候?


  袁:是土改后,因为当时我们俩都已是地主身份了。


  解放军进天台城以后,还在我的裁缝店给机关枪做过三个布枪套。对机枪,我当然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做得很合适,解放军很满意,但我没有同解放军说我也当过兵。


  我的妻子叫洪梦娇,天台马洪人(离天台城关只有三四里路--赵注),家里成份也是地主。她是一个苦命的人。当时国共在打仗,国军的飞机来,以为她家独立的院子是共军的指挥部,就丢下了炸弹,将她家的房子炸了。她母亲本来可以避免,因为出来看飞机,和父亲都被炸死,还有一个箍桶匠,也在她家被炸死。当时,洪梦娇和弟弟洪柏青没在家,逃过了劫难。因为她家有田产与房产,就划为地主。我也是地主,一个讨不进老婆,一个嫁不成男人,就刚好凑在了一起。


  (袁老给我看他妻子的身份证:这是1988年12月31日发的永久性身份证。上面的日期显示,洪梦娇,生于1928年4月7日)


  赵:以后为什么又去上海?


  袁:也是为了谋生。当时划为地主后,分给我这两间原来的老宅(以手指上下),是因为当年和我一起做裁缝的人,现在成了农会领导,他说我参加过抗日,没做过干事,要分给我房子,就分了这两间房子给我。别的五六个院子房产,都分掉了,包括田产、财产。幸亏保住了命。许多地主被枪毙了。我们很幸运。我父亲也活到1965年去世。


  但是,解放后地主的日子不好过。住进来的贫下中农,既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生活的监督者,所以,我们要忍受他们的许多无理的责难。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后,日子更不好。女儿名叫袁玉茹,非常可爱。孩子有一次在路上哭,一个解放军经过看到了,给了她一点吃的,孩子马上不哭,笑了。这时,一个邻居过来对解放军严肃地说,她是地主的女儿,不能给她吃。


  赵:上海的日子好过吗?


  袁:比在天台好过一点,这种歧视不明显了。我选择到上海,是因为我还有几个上海的战友在。但是,没多少时间,因为他们是资本家,也就开始背运了。我们一家三口和内弟一起,是53年去上海,我做裁缝。内弟叫洪柏青,记不清是55年或56年,去了西北支边,留在了西安。洪柏青在一个变压器厂工作,做到了财务科长。他死于内出血。他有一个小孩,现在也有五十几了吧。


  赵:当时在上海的生意好吗?


  袁:刚开始还好,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因为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来,工商业萧条了,大家都整穷了。做了一两年裁缝,生意越来越淡。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去茶店等生意,那边的老板也帮助接业务,再拿回家做,主要是长袍改西装,要当夜完成,第二天交货。但是,以后这样的货单也接不到了。我只好去当建筑工地的小工。我们租别人的房子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比在天台要好过。在家里是地主,受到的歧视很多,要监督你改造。在上海,只不过是城市贫民,大家相互不往来,就没有人来批斗你,还是上海好。


  赵:您做小工能维持生计吗?


  袁:能。当时有小建筑公司,专门帮侨民修理房屋,我作帮手。活也不重,但是,不能保证天天有活。儿子袁洽全已出生,生活负担很重。女儿玉茹有三四岁了,很漂亮。有次她坐在楼梯上打瞌睡,结果从上面滚下来。又有一次,她一个人走出去玩,走丢了,被人送到派出所。看到孩子受这么多苦,我们心里也难受。有好心人说,你自己有两个孩子,养不起,女儿也可怜,不如将女儿送人了吧。想想也是。后来,有人介绍了一户人家,夫妻俩没有生育,希望有小孩,就送了他们。也办了相关的领养手续。记得领养夫妇是浙江临海人,他们没有孩子。我们当时住真如区白洋山弄5-1号,租的是天台人的房子。女儿的户口迁入地记得是董家宅6号,办手续是在来凤区的派出所。那年是54年。


  赵:以后见过女儿吗?


  袁:没有。听说后来她的养父母生了孩子,对她不是很好。我们自身难保,也无法顾及女儿了。以后,我坐了牢,更不敢去认亲,怕连累她。听说她成年后来天台找过我们,我们不知道。我前几年也向上海写过信,但是,都没有结果。我很想见女儿一面。当年送人,对不起她。如果她还在,应当60多岁了。当时她的名字叫袁玉茹。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改了名字、日子过得怎么样。


  后来是小女儿在上海出生,叫袁巾帼。以后是公私合营,我们的小公司全部并成大公司,因为我识字会算,学过测量,懂仪器,他们就将发工资、算账目、绘图等难事给我做,管理工场的事也做,属于管理人员了,经济开始宽裕起来。当时的工资是3元一天,还有加班补贴,而米只有8分一斤。更好的是,原来租住的房子,登记后,变成我自己的房子了,虽然小一点,但是,也是自己的家。有的人胆子大,登记了更多的房子。当时比较乱,因为许多原来的房东不敢承认自己房子。


  六·一个上海民工,成为青海湖的劳改犯


  赵:如果就这样在上海生活,不是很好吗?


  袁:但是,好景不长,58年开始肃反运动,我就被公安局叫去审查历史。还是因为我自己老实,叫我交代历史,我就如实地讲了,自己当过兵打过仗,还读过黄埔军校,当过少校队长,一核对,就是历史反革命,是反动军官,是军痞,说完就回不了家,当即就关进去了,判了我8年有期徒刑。我一直以为,我只打过日本人,没和共产党作对,应该没事,但是,还是有事了。不是因为地主的身份,而是因为我曾是国军抗日的战士身份而出事,这是出乎我意料的。然后通知家属,送衣服被铺来,告个别,就上火车去西北了。后来,我老婆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回到天台老家。因为无法抚养,只好又将小女儿送了人。


  赵:当年您去西北时,只有37周岁?


  袁:是啊。青年打仗,生命没保障。壮年坐牢,没有了自由。人生最不幸的事都让我赶上了(笑)。也是没办法的。我总是命大,打仗时没死,坐牢也没死。从上海去西宁是坐火车,有几万的囚徒,密密麻麻地占满了一节又一节闷罐车车厢。到西宁后转乘汽车,再分到各个劳改营。我们先至青海湖北的热水煤矿劳改场。这是一个很大的露天煤矿,工作是挖煤。我在那边干了一个月。因为水土不服,也因为累与饿,一天劳动结束时,我感到满眼金星,饭也吃不下,一躺下就昏迷过去。等我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看到的是医生。他们原来以为我要死了,准备去葬。醒来后,没吃药,在疗养队住了几天,居然好了(笑),好了就送去青海湖农场劳改。我是幸运者。当时,每天都有整车整车的尸体运走。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了。死的大部分是南方人,江浙沪广东福建的人。南方人相对体质弱,加上水土不服,饥饿、疾病,就死了。


  因为我原来学过裁缝,就把我送到被服车间。我在那边做了一年多时间。这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工厂。人多,难管理,就故意杀一儆百。有一个犯人,因为不小心将一个缝纫机的梭芯弄坏掉了,这本是小事,梭芯也不值多少钱,但是,上面以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将这名犯人枪毙掉了。说实话,那些管教人员,水平远远不如这些犯人高。犯人们都是人尖子。只有用这种恐怖办法让人听话。当时,犯人们一个个都小心翼翼,连咳嗽都不敢大声,弄得不好,我们这些劳改犯,随时都会丢掉性命的。


  赵:您在被服厂工作如何?


  袁:因为我熟悉裁缝业务,工作积极和听话,领导很满意。所以,到了冬天,青海湖成立打鱼队,因为我可靠,就让我过去帮忙。冬天的打鱼队,就是到结冰的青海湖里打鱼。那时,青海湖边没有人烟,也没人打鱼。我们先在冰上凿洞。再下网,拉网。冰冷刺骨,也没有什么防护设施。因为我干活很卖力,打鱼队很满意,要我留下来干活,不让我回被服厂了。当时,我们打的鱼,不但给劳改场的人,也给当时县里、州里的干部送,救了不少人的命。因为那几年全国大饥荒。我们打的粮食,要支援外边。我们犯人的定量定得很低,平时冬天也到地里寻吃的东西,挖野萝卜,挖野菜。我吃过很多冬虫夏草。冬天的雪地里,凡是没雪,或者积雪薄的地方,就有。拔起来就吃,根本没有功夫去洗,就整把整把地生吃掉了,倒是挺耐饥的。现在,听说,一根都要上百块钱了。算下来,我当年吃过的虫草,价钱要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了(笑)。


  赵:那里的生活苦吗?


  袁:这种生活不是我的选择。但同战场比,还是好的。我们只要听话,也没有生命危险,多少还有东西吃。我在打鱼队干了七八年。因为我听话,工作肯吃苦,所以,节日一到,就奖励我到食堂帮厨,因为在食堂的人,天天都能吃饱饭。后来,就直接把我调到食堂做饭了。这是所有劳改犯所羡慕的最好的工作。我不知道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关照我。


  青海的湟鱼非常名贵,它没有鳞,现在听说快断种了。它因为在寒冷地区,一年只能长一两重。我们当时去捕捞,却是非常多的,大的有几十斤重。除了吃青海的湟鱼,我们还吃过天鹅肉、海鸥肉。因为起网的时候,网中活鱼乱蹦乱跳,天空的天鹅、海鸥就奋不顾身地飞下来抢鱼吃,我们只要用抓鱼的网兜一挥(挥手的动作),就可以轻易将这些飞鸟捉住。还有,就是繁殖季节去鸟岛上去捉鸟蛋,遍地都是(笑)。


  在打鱼队工作时,有一次差点没命。那时是冬天了,晚上让我和另一个狱友守船,靠在青海湖北岸。冬天的青海湖是结冰的,为了不让船冻裂,必须将船抬离水面,拉到船坞上,我和另一个老实的犯人,就留在空船上看护。天气非常冷,外面下了雪。到晚上的时候,我们活人的气息招来了狼群,船坞边突然岸边来了一百多只狼,狼嗥声非常恐怖,此呼彼应,让人觉得绝望。它们围着船边的水岸,嗥叫着,要跳上来吃人。我们俩用船篙打,它们不退。狼眼睛是绿的,一片绿光,非常恐怖。一只头狼在后边巡视指挥。我们非常害怕,但又没有人来救。后来想到当地的庄民们说过,狼怕火,就赶紧将棉衣脱下来,扯出里面的棉絮,浸了柴油,点上火,往狼群里丢。这一招还真灵,油棉絮碰到狼身上,有的狼身上也着了火,就乱了阵脚,往狼群中钻,狼群大乱,我们拼命点火,丢火,在我们将油烧得差不多的时候,狼群支持不住,狼也退了。要是不退,我们俩肯定被它们当晚餐了。


  赵:真是幸运!


  袁:这次以后,我们的船就在青海湖的南面过冬了,那里比北边暖和一些,也稍安全一点。我们住船上,还带了活羊去当食物。


  我能活着,也是运气好。许多我的同伴们,都死在青海,根本没有活到刑满释放。有病死的,有累死的,有饿死的,有气死的,也有自杀的。死人很多,就不稀奇了。刚开始时,要求每个犯人做土坯,分了定额,有的体力弱,完不成,完不成就得不到口粮,最后肯定饿死或累死。如果超额了,则有食物奖励,就不会死。事实上,我们农场种的粮食完全够吃的,但是,他们给犯人的定量故意定得很低,为的是将“余粮”外运。如果身体有病,就更容易死了。死人后,就往外面挖个坑埋了。但是,有的死者家属赶到青海,要尸体,这就比较麻烦。但也没关系,先让人接待家属,这边赶紧派人去乱坟堆里随便挑一个有尸体的坟,安插上一个写了死者姓名的木牌,就可以带死者家属去扫墓了。他们一般也无力运尸体回家,也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没有出过意外。但要保证坟里有尸首。因为许多坟里的尸首,都让饿狼们刨土后吃掉了。


  我曾经在饲养队在过,因为打的鱼,除了人吃,还有相当部分是给貂吃的。这些貂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劳改犯好,待遇也比我们高。因为它们的皮,是卖到香港的,说是赚外汇,所以上面特别重视,让特别可靠的人去养。


  貂很金贵,食物要新鲜,温度要适宜,在大西北,就要给他们烧暖气,暖气用锅炉烧水产生,犯人们是没有的,但是,它们有,并且是犯人们烧。当时,一个犯人饲养员和一个烧锅炉犯人本来有矛盾,一次,为了烧锅炉点火早迟的事,俩人大吵了起来,突然,饲养员发起狂来,操起砍鱼的厨刀,抓住锅炉工的头发,将他的人头活活地砍了下来,然后,提着头颅,在血泊中,围着锅炉又跳又唱又笑,一圈一圈又一圈。我们都非常恐惧,叫了很多人一起,才把他制服。劳改场怕上面追究责任,没有上报,但把这个杀人者关到县城去了,也没有加刑。听说,他真的成了精神病人。


  七·一个青海湖边的劳改犯,成了孤苦伶仃少女的保护神


  赵:您在那边同家里联系多吗?


  袁:当然联系。家里更困难,父亲还在。上有老,下有小,老婆一个人带儿子生活,更苦。我只能写信到家里。8年徒刑期间,不能回家。想念也没有用。全国处于饥饿之中,不知有多少人饿死,我更担心父亲、老婆和儿子,能否活命。只能自己尽量节约一点粮票、钱,寄回家里。父亲是65年去世的。那时我没有服满刑,也无法回家来送他。我的父母去世,我都不在身边。这是命。


  赵:听说您收养了一个干女儿?


  袁:(笑)是啊。自己的两个女儿无法养活送了人,却在青海的劳改农场收养了一个女儿,真是缘分。


  干女儿叫李萍,她父亲是河南人,也是劳改犯,他的名字也忘了。他人心好,娶了农场边上一个村子的寡妇,因为这寡妇有三个女儿,生活艰难。他新生后(指服满徒刑--赵注)回老家了,就留下一个女儿在农场工作,这个女儿就是李萍。因为有政策,管理干部和新生人员,都可以让子女接班。那是86年,分来了女的十几个,男的十来个。领导信任我,李萍到食堂,就做我的徒弟,让我教她烧饭。她人很懂事,也很勤快,我们相处得很好。她每月发了工资,都交给我保管,说免得自己乱化钱,要用的时候,向我来讨要。我就将她的钱存起来,单独记账。人家都说,我们像父女一样亲。


  李萍很漂亮,在我们的大队里很有名,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常常晚上到她那里敲门,她很害怕,就请我住到她那里去,当她的保护人。后来,她谈了一个对象,是管理我们的管教干部指导员的儿子,她拿不定主意,对人说,只要我师傅赞同,我就同意。我对李萍说,这事要你自己作主,我只要你自己喜欢的,我肯定支持。因为这个指导员对人很凶,动不动就说毙了你,对我也很不友好,李萍担心我有想法。李萍同意,我当然也同意。后来,他们结婚了。他们都没钱,婚礼也就请来几个朋友,吃了一桌饭。他丈夫结婚穿的新衣服,也是我送的。那个时候,其他人的经济状况也差不多,他父亲尽管是指导员,是干部,也没钱。倒反是我,作为一个劳改犯,还能剩一点点钱。因为我要寄回家,家中有父亲、老婆、儿子在,他们比我更艰难,我只能自己尽量节约,能省则省。


  结婚后,她就怀孕了,到了生孩子的时候,医院说要难产,必须住院,李萍没有钱,问我怎么办。我说,当然要住院,这关系到两条命,不论花多少,这个钱由我出。她开刀动手术,也是我签的字。她生孩子时,又是大出血,要输血。我的血型是A型,刚好对上,我又输了几百毫升的血给她。所以,别人都说我是她和儿子的救命恩人,她们一家也很感激,李萍就叫我干爸了。所以,在我86年退休后,她就直接将我的行李被铺搬到她家去了。以后,她的家,就成了我的家,直到88年我回天台老家。在干女儿家,我住了一年多。她的儿子,也叫我爷爷。他那个指导员的公公,有时候也来看儿子孙子,但他的这个孙子,还是同我亲,因为小孙子晚上都和我一起睡,要我抱,同我关系更密切,他这个亲爷爷也没有办法。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你毙了我,这个孙子就没有人带了(笑)。他只好笑笑。他在农场离休,人倒也不坏,只是作风有些粗暴。以后我回天台了,干女儿也给我寄钱,对我很好。以后,联系少了,现在没联系了。一个家庭了,肯定有很多事,也是没办法的事。这是缘分。上次从网上搜索到,她的老公,原来是兽医,现在好象当了场里的领导。


  赵:按您刚才说,您当年如果愿意,儿子也可以到农场工作的?


  袁:是的。当时有接班的政策。但是,我不愿意。尽管到那边有工资领,经济状况会比儿子在天台做农民好,但是,我不愿意让儿子去。为什么?因为,这种接班,依然是干部接干部的班,职工接职工的班,我是劳改犯,刑满后成了农场职工,如果我儿子去,不管他能力大小,还是一个职工。这种不平等,我不能接受。


  赵:当时能回家探亲吗?


  袁:前面8年是服刑,58年到66年,不能回家。后来刑满,成了农场职工了,每两年可以探亲一次,每次假期一个月,能报销来回路费。路上的时间,一趟要三四天,来回路费约100元。我要先从农场到西宁的农场招待所,再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汽车到天台。所以,从68年开始,我70、72、74、76、78、80……每两年就回家一次。


  赵:为什么刑期结束后不回家呢?


  袁: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劳改场不同意。西北那么荒凉的地方,除了被迫的,有几个人愿意去?所以,我们刑期满后,还是不能回家,还得继续在那边劳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回家后,我肯定没有工作,身份也不好,日子不好过。还不如在青海,好歹有一份工作,大家身份也差不多,每月有工资可以领,更安全可靠。


  我结束劳改后,作为农场职工,每月领工资,开始每月30多元,以后是40多元。每月都要给家里寄20元。我平时在那边省吃俭用,一回家,就把钱化光,再回去,等两年后回家。因为在青海打鱼,我曾给家里带过很多鱼干,这些东西,在那个时期,都是宝贝啊。


  赵:您的妻子、孩子他们去过青海探亲吗?


  袁:没有。不是不想去,而是没有钱,去不起。我老婆、儿子都是农民,除了一日三餐,哪有余钱?再说,让他们来我劳改的地方,看我受人管束,我也不愿意。


  八·一个无业老人,成了佛教的信徒


  赵:您后来为什么想到要回家呢?


  袁:我当时在农场里,从86年退休到88年回来,一直住在干女儿家,帮助照顾她的孩子。退休后,农场让我给职工宿舍打扫卫生,再按户收费给我发钱。这是农场对我的关照。


  (袁的儿子袁洽全:当时天台城关派出所的葛所长来我家调查,问我父亲的事,说他如果在,因为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政府还能够发钱的。我说,他还在青海。我于是写信,让我父亲回家。青海那边也来了两个人调查,问这里是否愿意接收,天台说愿意。于是就回来了。但是,回来后,找公安局,他们说不知道,不管这事,叫我们找县领导。县领导也推三阻四,我们又没有脚力(意指后台--赵注),加上我们也不想求人,就不找他们了。)


  赵:您回天台后生活有保障吗?


  袁:当时发了一本证,你看看。


  (这是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小证,烫金印着《退休退职安置证》,里面内容是:姓名:袁祥彬,性别:男,出生年月:1929年2月,籍贯:浙江天台,工作时间:1966年9月。工作年限:17年11个月。工种:服务。原工资级别:服务6级。基础岗位基本工资:51元。安置居住地:浙江省天台县新华巷11集村。证明:青18支政清字第064号     袁祥彬同志符合青海省关于贯彻执行司法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86)司法劳字第320号文实施办法第二条(一)项规定。参照国家工人退休、离职办法,按月标准工资的-%每月发给生活费-元。或离职时一次性发3241.31元,经批准离场(厂)予以安置。


  此证


  (发证单位印章)


  一九八八年二月九日


  左边有袁祥彬照片,黑白,一吋,加盖了一红色印章。右边也有单位的红色印章一枚,圆形,印文同左侧:青海省第十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赵:您当时有领到退职金吗?


  袁:有,3000多块,是青海那边发的。但是,地方以后就不管了。我们去找过人,没人理。以后也就不去找了。


  赵:您事实上回老家时,已有67岁了。但是,按退职证上的年份,您是59岁,这是为什么?


  袁:可能是他们想让我迟几年退休吧。


  赵:回来后,您以什么谋生呢?


  袁:刚开始是卖菜。因为老婆、儿子本来就是种菜的,他们是农业户口,有田地,他们种,我到市场上卖。但我卖得不行,老婆就不让我卖了。菜场上,人家也知道一个不会卖菜的老头子。以后,老婆的一个表弟,在国道线边开了一家饭店,供过往的长途客车旅客吃饭,因为是亲戚,就让我去管账目兼晚上守夜,工资也较高。他们生意主要是晚上,每天都很好,兴旺了好几年。后来,表弟的老婆怀疑老公与服务员有不正当关系,吵架,他就不开了,把饭店转给了别人,我也就失了业。实际上没有那些事。


  赵:以后您做什么谋生?


  袁:我以念经谋生。这个主意,也是我老婆给我出的,我念,她去卖,她给我揽生意。因为我识字,就开始念经了。


  赵:没人来管您了吗?


  袁:没有。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人家传出去,说我在念经,他们有这样的需求,就找上门来了。我能念经,就能赚钱过日子。


  赵:您信佛吗?


  袁:信。我同佛祖还很有渊源。当年在印度的时候,我们驻守的地方,距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菩提迦耶摩诃菩提佛寺很近,我们三四个战友就乘吉普车去寺院。那里的寺院尽管破败,但规模依然不小。因为寺院里有一个中国山东人的和尚在,他接待了我们。这个中国和尚有100多岁了,他说30多岁时,学唐僧来印度取经,同去的有三四个僧人,都在路上死了,到达的就他一人。他当时想回国,也已做不到,但对我们中国来的人,非常客气。他特地带我们去释迦成佛的菩提树下,让我们几个军人绕树三圈,以求吉祥。同时,还破例让我们每人摘了树上的菩提叶,说能保佑我们平安。我摘了两片,有手掌那么大。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与我同去的三四个战友,果然都平安回国。我这两片菩提树叶,回国后,一片奉在袁氏宗祠里,后来土改了,不知所终。另一片,在江苏镇江送了一位居士。这位居士与我哥哥邻居,是一个有文化也有钱的人,自己曾留学美国,办有工厂,儿子也留学美国。但是,儿子在回国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去世,对他打击非常大,他就发愿修行并信佛,将资产都化在佛教上,造了佛院。他听说我有这样的圣物,非常向往,也非常想要。我看他非常虔诚,回来后,就将那片菩提叶寄送给了他,以后也没联系了。现在的天台国清寺,也有一片那棵树上的菩提叶,不知是如何得来的。


  赵:您与佛祖真正是有缘分。到过摩诃菩提寺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您念经的收入如何?


  袁:我每天凌晨两点起来念经,到上午八点结束。白天有空再念,没空就不念了。念一天,多则30多块,少则10块,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一直身体好,别人觉得我念的经吉利。现在这个社会不平安,大家都相信佛祖。许多人因为我念的经烧了以后,车子不出事,房子盖了后很平安,出门做生意很顺当,就认为我的经念得更灵,所以,大家相信我,都给我揽生意。再说,我给人念经,价钱从来都由人家讲的,比别人便宜。有些老太太,就将我念的经拿去,再凑上别的经,又卖给别人,从中也赚一点钱。现在许多老百姓日子并不好过,能赚一点,也是高兴的。


  赵:您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这就是您的长寿之道吗?


  袁:我也不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没有多少化费。我的衣服也是三四十年前的,都还可以用。别的人家死了人,许多衣服就不要了,就拿给我穿。别人丢的,也没关系,衣服很好,我洗洗干净,照样穿,不也一样的?再说,我自己也会做衣服,改衣服,容易办。我见过多少死人了,从战场,到劳改农场,也没什么忌讳。吃的东西也一样,只要没坏没臭,都可以吃的。但是,子女要面子,要将我捡来的衣服丢掉。有些老太太,出于好意,将过世的老头子衣服送我,儿子觉得不吉利,不高兴。我也理解。这不能怪他。人都是要脸面的。说我一个人,不管怎样都没关系,但是,说到别人的事,就不要指明为好,免得人家不高兴。


  (这时,木楼梯响。一个老太太上楼来,向袁老要经。因为我多次与袁老聊天,他对我不再有顾忌,很高兴地取出了念好的经。她同时给袁老带来了两个苹果、一个梨、一根香蕉。她拿了三样经,每样袁老都放在红纸包里。因为老太太不识字,根据老太太的要求,袁老又分别在三个纸包上用毛笔写了“大雄宝殿”、“药师殿”、“观音殿”,以为区别。同时,按她要求,又写了送经的名字,分别是老太太自己、儿子和孙子的名字。老太太给了袁老30元钱,问:够了吗?袁老没有答,笑眯眯地看着她,点点头。老太太高兴地走了。同时,老太太又向袁老订了经:下月观音生日,要送经,下次来取三千心经,地藏经一部。走前对我说:他念的经好,很灵。)


  赵:刚才拿走的经,您念了多少时间?


  袁:大约一天半。


  赵:这样钱太少了,还不足我们台州的最低工资呢。


  袁:反正自己过日子已经够了。多拿了也没什么用。


  赵:念经吃力吗?


  袁:习惯了,也就不吃力。我这辈子,学会了吃苦(笑)。她们也常常送水果、青菜给我,送别的食物给我。有的人钱没带,就先拿经去。不拿钱来也算了。


  袁:您对这些经都熟悉了吗?


  袁:当然熟悉了。即使不熟悉,只要有经书,念就是了。每次念经,我都将经书放前面。(他取出书架的经书,有《妙法莲华经(7本)》、《慈悲梁皇宝忏(3本)》、《延寿宝忏》、《慈悲三宝妙忏》、《慈悲地藏宝忏》、《太上赦罪天地宝忏(10本)》、《文昌天皇扶文植福宝忏》、《状元宝忏》、《慈悲阎王宝忏》、《高上玉皇宥罪赐福宝忏全集》、《慈悲壬申宝忏》、《消灾延寿药师宝忏》、《慈悲十王宝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慈悲观音宝忏》、《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佛说无量寿经》等等。都是繁体字,大字本,直排,宣纸印制。对每一种的用途,袁老都十分了解。他的房间里,有佛像,有观音像,有弥勒佛像,有香炉,有香。)


  赵:您对佛教是如何理解的?


  袁:我天天念经,是读佛的思想,它真正是博大精深。所以,是否礼佛,意义并不大。当然,别人烧香拜佛,也是一种理解。我也靠他们过日子。一念佛,别的一切杂念都没有了,心非常平静、祥和。


  赵:您回来时老婆身体还好吗?


  袁:还好。我们一起过了6年,她是93年七八月份才去世的。她这辈子跟我吃苦了。


  赵:您身体如何呢?


  袁:我身体一直好,事实上,从17岁当兵到现在,真正的生病,就是青海那一次,差点死掉,别的时候,哪怕在国外,都没有生过病。从青海回来20多年了,到医院只去过一次,是流鼻血,我自己用冷水洗了头,就止住了,但他们一定要送我去医院,只好去了,没有任何事。我平时也看点医书,自己懂中医,会针灸,一般的病自己可以治愈,所以,同医院无缘。如果身体不好,以现在的经济状况,真是非常麻烦的。


  赵:您在青海劳改场30年,您现在认为当时自己有罪吗?


  袁: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当时比我更冤的人很多。到青海时,我说自己冤,一个狱友说,他原来读黄埔,打日本人,是英雄,后来跟国民党打共产党,后来投向共产党,又参加抗美援朝去打美国人,战功很多,但最后还是来坐共产党的牢,他更冤。还有,我们天台的解放,是土共打了三次解放的,但是,南下大军一到,这些土共大部分被外来的共产党人当成土匪消灭,他们被乱刀砍死,乱棍打死,都非常惨,比当年的日本人还要残忍。我无恩于共产党,能有什么冤情呢?能活着,就是福气了(笑)。人家说我为什么心平气和,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如此,我有什么不能放下呢?


  赵:您非常乐观,也非常宽容。


  袁:这也是别无选择。总得想想开心的事,否则人如何能活下去。再说,我是天天念佛经的人。佛,就是觉悟。我自己天天念经,总得先觉悟。


  九·一个衣食无着的人,不愿失去战士的尊严


  赵:听说上面曾有补助给您,但是您不要。有这事吗?


  袁:前几年,有公家的人来,要我填一张表格,说可以每月领540块钱。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看了表格,发现是这样的: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给国民党战俘生活补助。我曾是一个军人,我只参加过抗日战争,但是,我一辈子没当过任何人的俘虏,也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仗,这个补助不是我所能领的。我虽然缺钱,难道为了活命就可以不要尊严?所以,我没有签字,也就没有领这个钱。


  赵:但是,同您类似的人,他们都填了,领了钱,您为什么不能通融一下呢?


  袁:别人领是别人的事。反正我不会填,因为不是事实,我不愿意乱说。前些年,有黄埔的同学来,说这件事,我怕伤人家,就没讲自己没领这份钱。去年(2011年)开始,公家每月给了我540块钱,但没有叫我签字,也没有表格。这我就不管了。这事后来不知谁传到网上,许多人就说我是伯齐、叔夷,是宁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是岳飞,有气节。这样弄得我不安宁。我怕政府认为我在贬损它。我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确实有许多我的黄埔同学是向共产党投诚、被俘虏的(笑),公家这样设计表格,也是好意,没有要贬损我们的意思。我不过是如实表述。现在比前几年好,是民间的支持比较多,他们对我很好。


  赵:这是应该的。因为原来对您不公平。


  袁:同我死去的战友比,我够好了。我不能计较了。当时是全国如此,全国人民都遭罪。我已经活到90多了,他们20来岁就死了,而且尸骨也留在了国外。


  赵:我在网上看到有几首赠给您的诗,有一个网名叫“月湖钓客”的诗人写了三首,比较好,我念给您听:


  《敬赠中国远征军少校袁祥彬老人》(诗序略)


  一, 南疆日寇屡兴兵,壮士挥戈赴远征。


  血染沙场终不悔,河山未改汉家旌。


  二, 不忍豆萁炉火煎,战袍脱却隐山田。


  谁知横祸因何故?无奈英雄只问天。


  三, 塞北含冤三十年,归来已是白头人。


  独居陋室无完物,救济何堪俘虏身?


  袁:他都把我拔高了。我死去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写诗的人到我家来过,见过面。


  赵:您觉得这辈子谁待您最好?


  袁:我的战友们。是他们用自己的命换来了我的命。没有他们的牺牲,我早就死了。我这一辈子,说来也是好笑,所有事情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如果日本人不侵略,我不会去抗战,就不会去外国,看不到野人。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政策,我不会坐牢,就不会去青海,就看不到那么多的稀奇事。我吃过天鹅肉、天鹅蛋,回家探亲时,还带回来过。不去青海,哪能吃得上这么珍贵的东西?(笑)所以,所有的怨恨都消了,都忘记了。


  赵:您过来的日子里什么时候最苦?


  袁:在外国打仗的时候。有时候给养跟不上,人饿得半死,还要打仗,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打死。饿死、累死、病死的战友,比战死的要多。一个人生命都不能保障了,能不苦吗?在青海的时候,虽说是劳改,不自由,但大体还是安定的。


  赵:现在有人找您了解当年的情况吗?


  袁:有。有一个叫方军的人,是个作家,前几年来过,还送给我一本书(他找出这本书递给我,是《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个留日学生的札记》,方军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12月第一版)。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人,去年来给我拍过电视(即崔永元《我的抗战》剧组去年来天台,找了袁祥彬等8位天台县的抗战老兵拍了采访录像--赵注)。还有本地报纸,《台州日报》、《台州商报》、《天台报》等,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像林华强,常常来看望,要我讲当年的情况。


  外地的志愿者也常来,有宁波的,南京的,上海的。


  更多的读者大概通过网络知道我,给我寄贺年卡,写信。我现在的两台电脑,都是志愿者送的,一台是台式,一台是手提式。我也学会了上网。


  (袁老拿出一叠信件,给我看。都是全国各地的关爱老兵志愿者、关心老兵的热心人寄来的,有贺年卡,有信,还有书法作品,大多是表示敬意。写信的人,有不少是小学生。袁老拿出信时,脸上都是满意的笑容。)


  (这时,一个老太太来取经。取了受生经、八佛包和金刚经。她问袁老,心经多少一百?袁老说,四块一千。老太太说,原来三块的,怎么涨价了。袁老笑笑,未答。老太太走后,袁老说,别人都比我贵的。我说,四块一千,就是念心经一千遍给四块钱吗?袁老说,是。)


  赵:您书架上还有很多抗战的书呢。


  袁:也是别人送的。(我看了一下,有《大国之魂》、《远征军》、《黄埔军校秘史》、《远征军日记》、《中国远征军》等。)


  赵:您现在对生活有什么要求?


  袁:没有什么要求。儿子虽说收入不高,但是日子还能过得去。他今年也要六十了。儿子靠种菜为生,自食其力,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了,重孙也有两个。我的生活有孙女照顾,她每天来给我烧饭、洗衣服,料理日常事务。对我来说,生活非常简单,一个月有十元的生活费就已足够了。我不需要什么钱。


  十·一个生活简单的老人,祈愿天下太平


  赵:您当年在上海的女儿以后没有联系吗?


  袁:没办法联系。以前是怕她受牵累,现在是不知怎样联系。上海这么大,到哪里找她?如果能见到女儿,当然最好了。但是,可能做不到了。女儿叫袁玉茹。她也有60多岁了。


  赵:小女儿经常联系吗?


  袁:联系的。小女儿当年也是没办法送了人。我坐牢以后,我老婆带着儿子和小女儿回到天台老家,日子非常苦。后来,由我姑妈介绍,将小女儿送了北山龙皇堂(天台当地地名--赵注)的一户人家,他们没有小孩。她现在日子还好,自己也有50多了,有儿有女,家里办了小厂,也有小汽车,做汽车座垫的。刚前几天还来过。我坐了她的汽车,到儿子的家里去吃饭(袁老的儿子住在新城区桥南,离袁老位于老城区的老宅有三里路。袁老的生活,由孙女住在老宅照料--赵注)。


  赵:您每天怎样生活的?


  袁:也没啥事,就是早上两点起来,念经,八点吃早饭。再念经。中间也下楼活动一下。年纪大了,也不大想动。有时候也看书,但是视力不大好,要用放大镜,不方便。想想一辈子,过得很奇怪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所能决定的,是形势逼迫所致。但也看到了很多东西,经历了很多东西。


  赵:有什么遗憾吗?


  袁:没什么遗憾。一辈子都在抗战当中。打仗,坐牢,劳改,念经,都不是我所愿意的。但是,却又都是自己做过的。同死了的战友比,同死了的狱友比,我又是幸运的。他们有的死了,有的吃的苦头比我多。我总体上说,没有吃多少苦。你说,打仗的人,居然没有受过伤,这不是奇迹吗(笑)?别人都不相信。


  赵:如果现在重新回到从前,您还会参加抗战吗?


  袁:不会。


  赵:为什么?


  袁:我不会相信政府了。


  赵:您平时看电视吗?


  袁:不大看。眼睛不好。近期我看美国是否要和伊朗打仗了?这个世界不太平。我现在最怕天下不安宁。我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国内的这么多动乱,真的不希望再有动荡不安了。原先我们打仗,是因为外国人侵略,以后,是中国人整中国人,整得比外国人狠。我常想,别的星球没有生命,是否是因为他们自我毁灭造成的?我们现在有原子弹,有更厉害的武器,我总担心,如果现在打起来,会毁灭了整个人类。但我这种担心又有什么用呢?(笑)多此一举。


  赵:应该不会的。


  袁:我还是担心。我的经历让我不乐观。原先是外族人来打,以后是自己人与自己人打,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制造斗争。我这一辈子,也就是这种斗争的受害者。对前面的战争,我没办法,是别无选择。后面受的苦难,心里不舒服。我这一辈子,都是在抗争中生活。前面是对日本人,后面是中国人。


  赵:您后悔自己的选择吗?


  袁:不能相信政府。


  赵:我在楼下的廊柱上看到您写的对联,您的颜体书法很好。能为我写一幅字吗?


  袁:这是过年时写的,添点喜庆气氛(笑)。字写得不好。现在也不大写了,以前倒常写的。给你写吧。


  (袁老在宣纸上给我写了如下的字:


  “更能消几番风雨  最可怜一片江山


  梁启超集宋人辛弃疾、姜白石词句,书赠同乡赵宗彪


  民国驻印新六军老兵袁祥彬  时年九十有二”


  写了一张后,袁老不满意,一定要重写一张。于是,同样内容,他又给我写了一张。第二张比第一张更自在一些。)


  2012年2月14日写于浙江省台州市白云山下


  (此文原载鄢烈山先生主编《白纸黑字》第三期,2012年10月第一版。全文28400字,刊出时有个别删节。此为全文。今天是胜利日,特地去天台探望了袁老,他依然精神矍铄。祝他健康。作者记于201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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